在西方启蒙运动时期，启蒙思想家们大都坚定不移地相信：人类理性是不断进步的，而且进步是永无止境的，人类理性永无止境的进步决定着人类文明具有无限发展的前景。启蒙思想家们批判中世纪宗教对人的思想的禁锢，批判封建等级制度对人的创造力的压抑，指责中世纪文化严重阻碍了人类理性和文明的进步。他们相信，一旦揭穿了神职人员们编造的神学谎言，废除了封建等级制度，人们便“敢于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一旦人们敢于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理性的进步便会一往无前，那时人类不仅可通过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而创造出大量的物质财富，而且可通过道德科学（moral science）的发现而建立起自由、平等、正义的“理性的社会”。 现代社会就诞生于启蒙，现代性就包含在启蒙思想之中，而现代化便肇始于启蒙运动（注：参见[美]艾恺著《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 如果说理性进步是启蒙运动所努力促成的目标，那么发展便是现代化的逻辑要求。如果我们把从文艺复兴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这一整个历史时期统称为启蒙（广义的启蒙），那么启蒙旨在促进这样一种文化转型：由对“天国”的追求到对“凡人的幸福”的全神贯注，所以启蒙导致了西方社会的世俗化。经过启蒙，西方人不再压抑自己的物质贪欲，而开始理性地释放自己的物质贪欲。“凡人的幸福”无非是物质生活的舒适富足和感官欲望的充分满足，所以追求“凡人的幸福”便是追求物质欲望或感性欲望的满足。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以实现现代化。资本主义不允许人类社会回到“人与人之间像狼一样”的自然状态，不允许个人的贪欲以伤害（或妨碍）他人的方式得以实现。所以，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政治家用理性的方法设计了“理性社会”的制度与法律，以便能约束个体，使个体至少大致地以理性的方式满足自己的贪欲，或以理性的方式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人是追求无限的有限存在（注：参见A.W.Moore.Points of View,Clarendon Press.Oxford,1997,PP.253—254.）， 人具有不可根除的对无限性的追求（注：参见拙著《享乐与生存》，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1—55页。）。在西方中世纪，宗教文化把人之追求无限的能量（精力）引向精神世界（即天国），而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则把人之追求无限的能量引向物质世界，即它使个人把对货币、财富、消费品以及权力的占有当作人生的终极意义，于是人们在追求货币、财富和权力时永不知足、贪得无厌，唯一的限制便是：不得伤害他人的利益！这便决定了资本主义要永不知足地追求经济增长。为能保障和促进经济的不断增长，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科学技术。于是在现代社会，发展长期被理解为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由于现代社会的根本目标就是满足人们不断膨胀的物欲，而满足人们不断膨胀的物欲的唯一途径，便是促进经济增长，刺激科技进步，所以发展是现代社会的内在逻辑要求，当然也是现代化的内在逻辑要求。现代化即由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就是由贫穷国家变为富裕国家，由科技落后的国家变为拥有现代科技的国家，就是要通过激励人们的贪欲，使物质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的人们越来越能满足自己膨胀的贪欲。而现代社会则是工业化、都市化、理性化、技术化和世俗化的社会，是人们的贪欲不断膨胀、经济持续增长、科技不断加速进步的社会。所以，一个民族一旦踏上现代化之路，就必须永无休止地奋力奔跑，而决不能在达到一定富裕程度和科技进步水平后就“知足常乐”、止步不前。正因为发展是现代化和现代社会的内在逻辑要求，所以现代人接受不了罗马俱乐部所提出的“自觉控制增长，促使增长结束”的建议（注：[美]丹尼斯·米都斯等著，李宝恒译：《增长的极限》，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页。）。发展要求人们极重视效率，要求人与人之间处于激烈竞争之中，如果人人知足常乐，彼此之间没什么商业竞争，便不可能有物质生产和商贸事务方面的高效率。对效率的追求和竞争，便要求优胜劣汰。所以，现代社会虽没有丛林中那种“物竞天择”的残酷，却仍有经济竞争和权力角逐中的“弱肉强食”。 文明大致有两个方面：物质和精神，这便是我们今天常说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这种区分当然只是大致的，而不是绝对明确的，即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并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物质文明总携带着精神意蕴，而精神文明又总有自己的物质载体。精神文明又包含着两个层面：理智与道德。科技典型地属于理智层面，而人的精神境界、德性、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互助和社会风气的淳化，典型地属于道德层面。西方中世纪文明的特征是：压抑物质文明的发展，重视精神文明的生长；在精神文明领域又压抑理智的发展，而着重于道德的培养。与中世纪文明相对照，现代文明正好走向反面：现代文明总的说来是重物质而轻精神的，在精神文明层面则重理智，轻道德。即现代文明把发展经济，满足人们的物欲视为头等大事，而为能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这里的科学主要指自然科学），也必须努力实现社会建制的理性化，从而必须重视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研究。如果这么看，就不能简单地说现代文明的物质文明高度发达，而精神文明严重萎缩（笔者以前常这么说），而只能说，在现代文明中，道德严重萎缩。道德的萎缩决定了智慧的萎缩。智慧不同于知识，智慧是主体对世界、社会和人生的博大圆融的理解，智慧涵盖着信仰和价值合理性。现代人有极丰富的知识，但没有什么智慧（注：参见拙文《知识与智慧：现代文明中的二律背反》，载《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第3期。）。 现代人放弃了对德性和智慧的追求，而将追求无限的能量完全用于物质发现、物品制造、商业事务、科学发明和科技创新。自基督教产生之后，西方人的思考和价值追求一直以上帝为参照，即便当代思想家（包括最激进的、主张解构一切的思想家）也未能完全弃绝这一参照系。西方中世纪人既崇仰上帝的至善，又敬畏上帝的全智全能。但他们决不敢觊觎上帝的全智全能。相反，他们认为人的理性是微不足道的，它决不可能揭示上帝创世的奥秘。经过启蒙，西方人不再膜拜上帝了，他们认为，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人类自己，即靠人类的理性。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在培根看来，最重要的知识，或真正的知识就是揭示自然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从而能有效地指示我们进行操作的知识。人类有了这样的知识就可以“指挥自然”，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中世纪一直把那种想与上帝并驾齐驱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欲望”视为罪恶，自培根之后，人类则一意要与上帝并驾齐驱。但人类已不再仰慕上帝的至善，从而不再救赎自己的灵魂，不再培养美德，而只追求上帝的全智全能。人类在物质贪欲的推动之下，一直在全力追求理智的进步。而且科学家告诉我们：人类知识总有一天会到达“欧米茄点”，人类知识到达“欧米茄点”便意味着人类知识总体已囊括了宇宙间的一切奥秘，到那时，人类即可为所欲为了（注：[美]埃德·里吉斯著，张明德、刘青青译：《科学也疯狂》，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7—8页。）。有这一信念壮胆，人们相信，经济增长是永无止境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部分科学家、思想家告诫人们，地球资源已趋于枯竭，人口增长会使资源更趋短缺，而全球环境正受到严重污染，生态平衡正受到严重破坏，人类不应一味追求经济增长（注：参见[美]丹尼斯·米都斯等著，李宝恒译：《增长的极限》，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然而在现代社会，人们听不进这样的劝诫。主流思想家和拥护主流思想的科学家们立即反驳：不要为暂时的困难和危机所吓倒，反对经济增长的人们忘掉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不断进步着的科技一直在有效地解决着曾困扰着人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一种能源枯竭了，科技会使我们发现和利用新的能源，一种资源枯竭了，科技会很快发现别的代用品，而且常常是更好的代用品。别看今天的地球正出现生态危机，科技的进步会使人类轻而易举地摆脱危机，走向佳境。今天人们常说，科技进步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预言家们预言，“数字化革命”会更加深刻地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但实际上，科技进步所改变的只是器物层面、技术层面和部分制度层面的内容，它并没有改变人类的价值观和生活观，并没有改变现代人生活的基本内容，也没有改变现代文明的实质。现代文明仍然以物欲满足和经济增长为旨归，仍然以理智进步为手段。这种文明的特征是：物质文明疯长，在精神文明中，理智疯长，但道德和智慧则严重萎缩。这种文明永无休止地追求发展，而发展则是扩张性的，是以征服和榨取自然为前提的。发展的结果则是：在创造物质丰饶的同时，严重地破坏了地球的生态平衡，使人类深陷于生态危机之中！我们不能指望科技进步能解决在征服自然时所遭遇的一切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