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到世纪之交，现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转折时期。这并不是因为历史纪年的原因而进行人为地炒作。而是由于在现时代，从前作为时代主流的哲学体系，已日益隐入背景知识之中，新的具有精神定向性的哲学观念上没有产生。对现代中国哲学来说，这是一个温故知新的时期。这个故，并不仅仅是已失去时代性的历史文化传统，而是近二十年在中国哲学界起到范式转换作用的“实践哲学”。 一、“实践哲学”——现代中国哲学的坐标 这里所说的“实践哲学”，是特指在现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之内，以“实践”为基点来诠释马克思思想文本的哲学运动。“实践哲学”内部包含不同的思想倾向，如有所谓的“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超验实践哲学”等等。 近20年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其目的旨在消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化理解，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从一般浮泛的“政治实践”转化为具有开放性的“实践思维”。从“实践思维”入手，从前完全由政党意识形态所规定、决定的一切问题和答案，被重新地在现实维度上给予思考。由于中国“实践哲学”对现实的关切性，马克思哲学文本在现代中国获得了极大的诠释空间，意识形态一统式的马克思哲学逐步让位给现代中国文化语境中逐步生成的对话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突出地表现为当代中国“实践哲学”的马克思哲学向中西文化传统的全面开放。这个开放的过程当然免不了有些粗浅的比附，但更主要的是中国“实践哲学”立足于中国自己的实践需要，使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生命力在中国得到了空前的发挥。 在现代中国哲学的话语群落中，以马克思哲学为主要思想资源的中国实践哲学比其他话语群落，如以儒家传统为主要思想资源的新儒家、以西方自由主义为主要思想资源的中国自由主义、以基督宗教为主要思想资源的台湾新士林哲学和大陆学界的文化基督徒思潮，以及各种现代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后现代哲学、存在主义、现象学等），都具有现实的生命力。这不仅是由于马克思哲学的从业者的人数在中国的巨大，以及马克思哲学在当代中国文化格局中的合法性，而是由于中国“实践哲学”所具有的广阔的视野和现实的品格。这致使“实践哲学”在现代中国哲学中论域最广、现实性最强。 由于社会生活本身的丰富性，当代中国的实践哲学无论是在纯粹理论本身，还是在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上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在纯粹理论上，有所谓的“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现代唯物主义”等思想体系的构造；在现实层面上，则有对社会发展理论的探讨、社会转性时期的哲学问题、对日常生活问题的探讨、对文化问题的探讨、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探讨等等。 总而言之，“实践哲学”在现代中国哲学界的价值和意义在于： 1、实现对教条主义讲坛哲学的消解， 完成对哲学教科书体系的突破； 2、实现了哲学思维范式的转换； 3、重新建构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体系性表达； 4、发挥马克思哲学所固有的社会批判职能； 5、将“实践”的视野， 从社会生产领域延伸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部门，并从总体性上来把握实践，使对实践研究的宏观透视和微观审视结合在一起。 6、由于社会生活实践的丰富性， 导致对实践研究的多层次性成为现实，进而导致现代中国哲学的多元化，尽管这种多元化还不具有社会文化体制的意义，但万马齐喑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因此，“实践哲学”已成为现代中国哲学的坐标。人们尽可以对“实践哲学”持有各自不同的态度，但却不可以绕过“实践哲学”来谈此后哲学的发展。对从事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来说，中国学院派“实践哲学”价值与意义，决不逊于目前被炒作得沸沸扬扬的现代新儒家、中国新自由主义、台湾新士林哲学和文化基督徒思潮。现在，该是对其整体反省的时候了。 二、“实践哲学之后”与“后实践哲学” “实践哲学”在中国的兴起，得力于一些具有理论勇气的思想家对时代问题的深刻审视。这一哲学运动，在近20年的发展，经历了从“异端”到“正统”的变化过程。这里所使用的“异端”与“正统”不具备意识形态的意义，而是指其在哲学思想界的地位与影响。当一个有重要建树的思想体系从“异端”走向“正统”，不仅意味着其在学术界取得合法地位，更意味着其从原创性的思想演变为“背景知识”。一切“背景知识”都是我们所处身的支援意识，都构成我们的思想源泉和反思的对象。如果说近20年中国哲学界是“实践哲学”的时代的话，那么伴随着“实践哲学”的鼎盛和逐步走向背景，“实践哲学之后”的时代已经来临。 在“实践哲学之后”的时代，并不是“实践哲学”失去了自己的话语的主流地位，相反，“实践哲学”已成为哲学从业者的背景知识。伴随着教条主义讲坛哲学的瓦解，实践哲学的历史使命已经基本结束，它已经完成了历史所赋予它的任务。但新的时代的问题也已经迫在眉睫，这也是“实践哲学”曾面对却没有给予明确解决而遗留给“实践哲学之后”时代的问题。 1、 “实践哲学”对“讲坛哲学”的消解到至今还是一种理论上的解决，还没有上升到文化体制上的自我确定。还没有从文化体制和个体人格的基础上解决如何让讲坛哲学成为不可之事。 2、当“实践”消解了政治权威的“教条”， 使自己成为了“真理”的诞生地和标准时，“实践”的自明性并没有真正得到自我确证。从前被各类神父、牧师、领袖和导师所垄断的“真理”被实践消解之后，并没有成为生存个体的自我价值支撑，而是被放逐到历史主义的辩证过程之中，个体自我当下的价值委身的根据依然没有真正的确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