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01）01—0010—05 在20世纪最后20年，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传统的哲学研究受到很大的冲击，在人们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中开始受到冷落，以至于有人得出哲学的“边缘化”的结论。但是，今天当我们站在两个世纪的连接点上回头冷静地审视过去20年中国哲学的状况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哲学研究的巨大发展，以及这一发展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构所起的积极的推动作用。 应当承认，20世纪末的20年是中国哲学理性异常活跃的时期，从根本上说，在人类文明史中一直与人类共存的哲学，并不是一种给定的和不变的理论体系，而是内在于人类历史和人的生存之中的一种生生不息地涌动着的理性反思活动和文化建构活动，因此，哲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哲学理性的发展和进步。80年代中国哲学理性在各种哲学思潮的对话中和在对于人类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思考中，展开了包括真理标准、人的主体性、传统文化的命运、传统哲学体系改革、哲学观念更新等一系列大讨论。在90年代，中国哲学理性则以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为背景，开辟了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生长点，如发展哲学、交往理论、新儒学、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人学、经济哲学、公共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科学技术哲学等等。在这些研究中，中国哲学理性的主要发展趋向和走向，也即它的主要成就体现在四个方面：实践理性的复兴、主体意识的成熟、发展观念的更新、文化精神的重建。 一、实践理性的复兴 在80－90年代的哲学争论中，最为重要的是关于实践问题的讨论。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过去20年中国哲学界全部理论争论所环绕的中轴线，是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哲学发展和思想解放的基础。应当说，关于实践问题的探讨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见解和新的观点，而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命题的重新恢复，是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精神的实践理性的复兴。众所周知，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所写的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明确地把革命的、批判的实践活动作为人类世界的立根基础，当作自己的新世界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页。）然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基本命题的恢复绝非轻而易举的事情，它意味着我们要冲破左的教条主义的束缚，还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本来面目，并以此为基础，推动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和思想的解放。 中国哲学界于20世纪80、90年代展开的关于实践哲学的研究起始于1978年由哲学界和政治理论界共同发起的那场著名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争论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理性开始复兴，人们开始理直气壮地宣称，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唯一标准。过去20年间中国哲学界对于实践哲学的热情一直没有减退，从最初在认识论范围内突出实践的地位到后来在哲学体系高度上建构各种不同理解的实践哲学，人们对实践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粗略地概括起来，争论主要在三个层面上展开。（1）关于实践范畴和实践问题本身的探讨， 如关于实践的要素和内在结构，基于对目的、对象、手段、结果、过程的不同理解，有三要素说、四要素说、五要素说；关于实践的形式，有创造性实践与重复性实践、对象化实践与非对象化实践、直观性实践与变革性实践、劳动性实践与交往性实践等不同理解；关于实践的运行机制、实践观念、实践理念、实践标准等问题，都有各种各样的理解。（2 ）关于本体论层面的争论，主要有实践本体论、实践超越论、社会存在本体论、物质－实践本体论同物质本体论或自然本体论的争论。（3 ）关于哲学体系的争论，主要有实践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争论。 毫无疑问，关于实践问题的争论还远远没有结束，上述各种争论中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更深入的探讨，而且许多观点存在着缺陷和失误。但是，不可否认，即使到目前为止关于实践问题的讨论已经对于我国哲学的变革和全社会的思想解放起到了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方面，从哲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实践理性的复兴很大程度上开始克服传统哲学教科书忽略人的主体性的缺陷，在人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确立了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在于，它充分认识到现实的实践作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性活动所具有的超越性和革命性，认识到主体和客体都不是现成给定的，而是在实践活动的展开过程中，在外在物种的尺度和人的内在尺度的相互作用中生成的。因此，只有在人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才存在着真正意义上的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和人与人的统一。这种主体与客体在人的活动的基础上的辩证统一的原则，是现代哲学的根本性原则之一。80、90年代中国哲学界兴起的许多新领域，如发展哲学、交往理论、文化哲学、人学、价值哲学等，都是在实践哲学所开辟的领地上生长与展开的，它们的主导倾向的确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