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以“传统”与“现代”这两种称谓来标志哲学已经实现的变革,并因此把全部哲学区分为“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这是取得学界共识的通常用法。然而,在学理的意义上,为何可以把全部哲学区分为“传统”与“现代”?或者说,把全部哲学区分为“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的学理根据何在?进而言之,超越“传统哲学”的“现代哲学”,在其“现代”的哲学逻辑中,究竟孕育了怎样的“跨世纪”的哲学走向? 在八十年代的哲学思考中,我曾以“从两极到中介”为题来概括“现代哲学的革命”;在面向新世纪的哲学思考中,我则倾向于以“从层级到顺序”为题来表达“现代哲学的走向”。 2.从两极到中介,这是人类的哲学思想及其所表现的人类的思维方式的空前革命。“传统哲学”之所以“传统”,是因为全部的传统哲学——无论是旧唯物主义哲学还是唯心主义哲学——都是力图获得一种绝对的、确定的、终极的真理。它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绝对的真?什么是至上的善?什么是最高的美?这样,它就把世界分裂为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非此即彼、抽象对立的存在。这是一种统治人类思想几千年的非历史的、超历史的思维方式。 这种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超历史的思维方式,理论地表征着现代社会的人的存在方式。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前现代社会中,“上帝”是神秘化了的真善美化身的“神圣形象”,“英雄”则是世俗化了的真善美化身的“神圣形象”,这样,人们就不仅在“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两极对立中造成了“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而且在“此岸世界”自我分裂的两极对立中造成了“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上帝”和“英雄”作为真善美的化身而构成人们的一切思想和行为的根据、标准和尺度,每个个人则无权对“标准”作出“选择”。因此,我把前现代社会的人类生存状况表述为“没有选择的标准的生命中不堪忍受之重的本质主义的肆虐”。这表明,表征“传统社会”的人的存在方式的“传统哲学”,只能是一种以“两极对立”为特征的哲学。 哲学“从两极到中介”,经过了数百年的哲学历程。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它在使“上帝”自然化、物质化、精神化和人本化的过程中,逐步地“消解”了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从而使人类文化从“神学文化”过渡到“后神学文化”即“哲学—科学文化”。然而,近代哲学所“消解”的只是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并没有“消解”马克思所说的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因此,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就是从“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从“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从“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所谓的“现代哲学”,正是以其“消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为特征,而与“确立”“神圣形象”的“古代哲学”和仅仅诉诸于“消解”“神圣形象”的“近代哲学”相区别。 现代哲学“消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从根本上说,就是“消解”一切“超历史”的规范人的思想和行动的根据、标准和尺度,把哲学所寻求的真善美理解为时代水平的人类自我意识,把人类已经达到的认识成果理解为时代水平的“合法的偏见”,把人类自身的存在理解为“超越其所是”的开放性的存在。这就是现代哲学所实现的“从两极到中介”的转化,这就是现代哲学理论地表征的现代人类所实现的“从两极到中介”的生存方式的变革。 在这种“从两极到中介”的哲学变革中,哲学一向所追寻的终极性的“本体”变成了历史性的“本体论的承诺”,超然于历史之外的种种“两极对立”——普遍压抑个性、根源说明现实、必然决定偶然、统一优于选择——都在“消解”“非神圣形象”的现代哲学运动中被重新审视甚至重构。因此,正是在这种“从两极到中介”的变革中,孕育并形成了一种新的哲学走向——“从层级到顺序”。 3.人类的哲学思想,归根到底是对人类自身的存在的关切,即为人类自身的存在寻求“安身立命之本”。然而,从哲学的宏观历史上看,哲学对人类生存的关切,却可以划分为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以文化的“层级”性去关切人类存在,即以“深层”文化的“基础性”、“根源性”来规范人类的全部思想与行为,从而将“深层”文化作为人类的“安身立命之本”。这种“层级”性的关切,可以说是一种“解释”性的关切——以“深层”文化解释“表层”文化;另一种则是以文化的“顺序”性去关切人类存在,即把“重要”的文化选择为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以它来规范人的思想与行为。这种“顺序”性的关切,可以说是一种“操作”(实践)性的关切——以“重要”的规范“次要”的。 对比“层级”性的关切与“顺序”性的关切,我们首先就会发现,这是“非历史”的与“历史”的两种不同的关切。“层级”性的关切,它先验地断定了文化样式的不同“层级”,并先验地承诺了“深层”文化对“表层”文化的基础性和根源性,因而它给自己提出的是“非历史”的任务——寻求“超历史”的、永恒的、终极的“本体”。与此相反,“顺序”性的关切,是以否定文化样式的先验的“层级”性为前提,并致力于“消解”文化样式“层级性”的先验原则,因而它给自己提出的是“历史”的任务——在自己时代的水平上对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作出慎重的文化选择。 在对“层级”性的关切与“顺序”性的关切的对比中,我们还会发现,“层级”性的关切总是“两极对立”的。在“层级”性的关切中,哲学的核心范畴总是离开人的历史性存在,表现为“本体”对“变体”、“共相”对“个别”、“本质”对“现象”、“必然”对“偶然”等等的“两极对立”,并且具有“本体”规定“变体”、“共相”解释“个别”、“本质”决定“现象”、“必然”支配“偶然”的恒定的“层级”关系。与此相反,在“顺序”性的关切中,则是以人的历史性存在为前提,构成表征人与世界、人与历史、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哲学范畴,诸如“自然”与“超自然”、“能动”与“受动”、“理想”与“现实”、“公平”与“效率”、“真理”与“价值”、“标准”与“选择”等相辅相成的矛盾关系。在这种“顺序”性的哲学关切中,它的诸对范畴具有显著的“平等”的特性,其“主从”关系则是“历史”性的。这表明,哲学从“层级”性的关切转向“顺序”性的关切,不只是从“思维方式”上体现了现代哲学的“从两极到中介”的变革,而且是从“价值导向”上实现了现代哲学的“从两极到中介”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