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虽然还只有20余年，但其间我国社会生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却是过去任何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作为该时期意识形态基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自身随着时代大潮而演变，而且其变化与社会生活的变化还具有一种特殊的互动关联：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思想解放直接推进着改革开放的实践，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每一进展又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嬗变。这里所谓演进态势，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种互动过程中的一些明显倾向。本文的任务主要就是描述这些倾向。 1.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看，确立了实践对于理论的优先地位。 不管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如何歧见纷纭，没有人否认它的辩证本性。辩证的哲学最反对的就是用僵化的理论教条去对待人们的生活实践。按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是最没有教条主义习气的哲学，或者说它对教条主义应最具有免疫力。可实际情况不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批判教条主义几乎成了一项经常性的主题，教条主义竟像房间里的垃圾一样，必须定期打扫，否则就会妨碍我们的生活。其所以如此，一般地看，在于一切理论包括辩证法理论，一旦变成文本，就成了一种客观化的文化物品，本身就具有了一种凝固性。进一步看，其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社会主义中国意识形态的根基，而意识形态本身具有相对稳定性，这使得哲学理论的变化往往滞后于生活实践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任何意识形态都不是抽象的纯粹观念，而是特定社会利益关系的表现，这就意味着意识形态的调整必然涉及利益关系的调整，变动的难度就更大了。在这些复杂因素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最富有革命精神的辩证学说，客观上就存在着被不断教条主义化的可能。 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教条主义化，表现在三个层面上。在表层，将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个人见解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准绳，著名的“两个凡是”就是例子。在较深层次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种权威解释体系当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法定模式，由斯大林制定的前苏联教科书哲学模式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在更深的层次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及其他经典作家的文本作为终极的理论形态来看待，不允许现实生活的变化超出这种形态所规定的范围，如果实践跟这种理论形态有不一致之处，前者必须服从后者。 如果把教条主义的理念概括为“理论优先于实践”的话， 那么， 1978年那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旗帜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理念，就是“实践优先于理论”，其含义是：当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下理解跟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和社会实践的发展要求不相一致时，前者应当服从后者。 今天看来，单从学理上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张所直接针对的只是“两个凡是”，所要破除的主要是表层的教条主义，其观点本身只是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学理上并无创意，尤其是其思维方式尚未超出传统教科书哲学的模式。可能正是出于这一点，一些学者对它的评价并不太高。但是，我觉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观点的根本意义不在于重复了一个老的命题，而在于它开启了一场以“实践优先于理论”为理念的持续的哲学运动。我们今天在专业哲学理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全社会普遍思想观念上的所有进展和收获，都可以溯源于此。 当然，正是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在反对教条主义上只是表层的，所以才有从80年代初持续至今的对苏联教科书哲学模式从体系到观点、从思维方式到价值观念、从文本根据到学术规范的全方位反思和批判，所以才有邓小平1992年“南巡谈话”所掀起的新一轮更加深广的思想解放运动。可以这样讲，把对教条主义的批判持续引向深入，是20余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一个根本主题，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精神的最好贯彻。 客观地讲，我们今天还走在批判教条主义的途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条道路永远不会有尽头。只要这种批判一停止，不仅旧的教条会死灰复燃，而且新的教条还会滋生蔓延，因为在某一阶段上的批判性结论一旦凝固，自身就成了新的教条。所以，在检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进态势时，我们首先应当肯定的不是别的，而是“实践优先于理论”这个根本原则。只要实践对于理论的这种优先地位能够得到巩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十数亿中国人的前途就有了希望。 2.从理论模式看，打破了苏联教科书哲学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 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演进的另一个良好态势，就是从理论模式上打破了苏联教科书哲学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 20余年前，若问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人人必答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今，若再问同样的问题，就会听到不同的答案，比如“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或“新唯物主义”之类，当然，也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等。这种局面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 经过这些年学者们的共同努力，到今天，我们可以确认的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仅仅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若干可能的解释模式中的一种，它无论如何不能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这种模式的基本意向可以追溯到恩格斯，轴心架构形成于列宁，最终体系完成于斯大林。该模式在完成之后便以法定教科书的形式刊行和传播，在过去的大半个世纪中影响了社会主义世界的好几代人。中国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苏联标准版结合中国实际后的改编本。所以，这套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我们可以恰当地称之为“苏联模式的教科书哲学”，简称“教科书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