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 （2001）02—0037—06 “马克思哲学是什么？”过去我们对马克思哲学大致有两种基本态度：一是将其奉为绝对，认为它像柏拉图之“永恒的现在”，适合于任何时代。由于其非历史性，这个位置无疑是暧昧的；到80年代，我们反思了以上这种独断态度，提出了关于马克思哲学是现代哲学并适应于现时代的证明。然这一证明只是说马克思因为引入了实践概念从而得出比以往一切哲学更优越的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答案。于是，似乎马克思哲学的独特之处只在于对于这一近代哲学基本问题的更好回答而本质上与之前的哲学并无二致。结果倒反而说明了马克思哲学仅属于近代哲学。这两种态度不是对马克思哲学的遗忘便是对它的误解。因此，本文提出马克思哲学的现代定位问题，不仅是要克服以往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无意识”，更主要的是为当今正确理解马克思哲学提供一个基础性或起点性的解释。解决这一问题无疑要遵循历史原则。一定时期的人类活动诸样态之间具有同构性，因而一定的理论活动方式与一定的实践方式相匹配。历史上大致经历了三种实践方式：农业社会的实践方式，工业社会的实践方式，“超越”工业社会的实践方式。与之匹配的则是三种哲学范式：世界论范式，认识论范式和人类学范式[1]。 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定位便是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考察它属于何种时代，然后将其与同时代的哲学相比较得出其本质性特征。马克思哲学是现代唯物论，其本质性特征就是现代性特征和唯物论特征。 一、马克思哲学的现代性特征 为什么说马克思哲学是现代哲学？我们已经指出80年代的对于马克思哲学现代性证明的失败，而近年来有学者则力图由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性阐发其当代意义[2]。笔者以为，这一视角无疑是深刻的， 但问题在于仅由历史性可否就能充分地导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呢？我们知道，18世纪的维科就首次将历史性原则引入哲学，这一原则在康德、黑格尔那里又有了重大发展。那么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性与前人的区别何在，其先进性和优越性又何在呢？这里就不得不涉及哲学史的时代划分。然而这个划分显然不能仅仅限于近、现代之间，而应该就整个哲学思维范式的演进作考察。依据以上对哲学史的整体把握，我们依据思维范式的不同将其划分为三大阶段：古代的世界论哲学，近代的认识论哲学和现代的人类学的哲学。我们说马克思哲学属人类学范式，即是说马克思哲学与现代哲学的其它流派有着共同的问题域，因而有着深层次对话的可能性。换言之，马克思与其它现代哲学家是同时代人，因为他们都在进行着同一项时代性的工作——思维范式的变革。马克思是进行这项工作的第一人，因而可以说是人类学范式的开创者。 思维范式的变革实质就是一种存在论或本体论的变革（本文取一种广义的本体论，而非专指近代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3]。 我们知道思维范式可以包容一类哲学的多方面特征，但这一切都要归结于一定的本体论或存在论。因为就基本特征而言，哲学是一种理性的终极关怀，而这种理性所由出的终极实在即这种理性的根源的不同就形成各种思维范式的不同[1]。 作为这种终极实在的设定的存在论在哲学体系中处于基础和核心的地位。历代哲学将存在论问题作为一个不可回避的根本性问题，并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作为理论体系建构的“阿基米德点”。一般说来，预设本身就已蕴涵着结论，那么作为理论前提的存在论便决定着不同的思维范式，思维范式的变革亦可以归结为基础存在论的变革。匹配于哲学思维的三范式，西方哲学史上有三种不同的存在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世界论的存在论，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的存在论以及马克思所开创并为现代哲学诸流派所共有的人类学的存在论。 哲学是由其存在论的发问方式开始的。早在古希腊，人们就惊异“世界竟存在”并追问世界之存在为何，也就是在追问诸多存在者的根据和原因，寻求世界的终极统一性和确定性。泰勒士首次提出这一问题并以“水”回答之。之后的哲学家或由质料或由形式和动因方面追问世界的本原问题，直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作为思维抽象的类实体（第一在者）来解决它。然而似乎一开始古希腊哲学就误入了歧途。这个第一在者并没有包含任何主体的东西，丧失了人类反思之维，因而不能将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统一起来，从而背离存在论的初衷；与之相反，近代哲学批判了独断的实体存在论，倡导知识论，由认知理性的角度来回答存在论问题，即由知识的确定性来源导出存在。康德综合了近代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划分出经验世界和本体世界，认为我们的认知只限于经验世界，不可能获得关于本体的知识。因而以往的形而上学都是虚妄的。这样康德似乎否弃了存在论问题，实则意识到真正的问题之所在并指出了以往回答这一问题的方式的混乱（二律背反）。其实，康德以后的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的演进也证明这一问题是不可回避的。以黑格尔、胡塞尔等为代表的大陆哲学自不必说；英美“分析的”哲学受现代逻辑和科学精确性的影响，企图将存在论问题束之高阁，但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论以及库恩的范式论则宣告这一企图的失败，以至奎因认为“本体论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总之，近代哲学与古代哲学相反，即不是从世界的实在性出发，而是直接从主体本身的实在性出发去构造世界。但古代与近代两种存在论问题的回答方式有着共同的本质，即将思维抽象的某一在者绝对化并作为诸在者的原因。所以前者忽略了主体的存在，而对于后者来说，外部世界的存在却成了问题。这两种思维范式同样地将人类生活划分为不可逾越的两大部分，因而背离了存在论的初衷。其症结在于它们的抽象性和绝对性。难怪海德格尔认为康德的最大失误乃在于虽然意识到了问题但没有进行“此在”的存在论（具体的存在论）的建构。看来这一存在论建构已成为时代性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