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Q9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1)01-0002-05 面向问题而不是追求理论上的“花样翻新”，这是我们在进行理论研究时应当采取的学术态度。但是，所谓的“问题”正是在一定的理论框架中才成其为“问题”，并随其视界的变化而变化的。“问题”的确定及其向研究“论题”的转换，往往与理论自身的内在进展乃至范式的调整分不开。哲学要能够思入并应答真正困扰、威胁着人类的那些历史地形成的根本性“问题”，也必须经由与人的实际生活的互相参照，不断地发现并解决自身的问题即为自己“解蔽”。可以说，生存哲学就较为明确地体现了现代哲学正在经历着的这种自觉。因而，所谓的“生存哲学”也不过是现代哲学的一种表述而已。 一 以“生存”作为“哲学”的前置词，说明这个词在该哲学中是一个关键的或核心的概念。而正是这个概念，标志着哲学从近代向现代的转向并使哲学的现代性凸显出来。 在生存哲学的视域中，“生存”不是一个外在的描述性概念，而是一个力求把握人的生存真谛的反省或反思性概念：它不是简单地指人的“生命的存活”，而是指人作为生存者是“生成着的存在”。人的存在不是现成的而是生成的，它总是向未来、向新的可能开放，而不会最终完成于某一确定的状态。一旦凝固下来，它就会失去生命的活力、张力，物化甚至腐化。生命本身是科学永远难以穷尽其奥秘的合目的存在，人的生命更是有意识地表现和体验其生命潜能的自成目的的存在。人的生存、生活自成目的，恰恰是因为它能够自我分化、二重化为目的与手段。目的要靠手段确立，手段要靠目的规定，两者互为中介，互相过渡，由此展开一种自否定自确证的关系和过程。 人的“生存”无疑是一个古老的事实，但“生存”的上述理解却是现代的事情。从一定意义上说，传统哲学虽然缘起于并要回归于人的生存，但却是为“生存”寻找根据或支点。古代哲学认为这个根据或支点在生存之外，这就是神化的自然或自然的神化，这说明当时的人类还生活在“自然”——原始的天人合一状态——的襁褓之中：近代西方哲学则认为这个根据或支点是思维的主体或主体的思维，表明了人与自然的主客二分和对自身的思维、理性的无限推崇，这可以说是人的神化或神的人化。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近代人不再听凭命运的摆布而能够肩负起自己的命运？是，又不是。对于具有无限可能性的人类来说“是”，对于有限的个体来说则“不是”。而这里的所说的“人”显然是“大写的人”，即作为“族类”而非个体存在的人，并且指的是不受人的肉身和经验所规约的普遍理性或纯粹意识，其典型形式是数学的公理、逻辑或超验的信仰，个人的生存及其命运似乎已然被这种先天或者天赋的观念所决定，但实际上它却与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彼此外在、彼此抵牾。显然，西方近代哲学较之古代哲学的思维坐标虽然有了变化，但坐标本身却都是形上的超验本体或实体，都是要先在地确立起一个超时空的“终极本质”或“绝对价值”，既为人的生活提供信念的支撑和理想的希冀，又借以掩饰和安慰人的残缺的苦难的现实。 真正把目光投射到人的生存之域的是现代生存哲学。生存哲学认为，人是具体的生存者，人是通过在世生存而获得和变化其规定性的；生存作为每个个人生命的表现和体验活动，只能由他们自己选择或担当。因而，生存的根据或支点不仅在人的生存之中，而且取决于人在生存中的自我理解和自我发展。生存哲学由此表达了现代哲学的范式转换：不再作为超验的终极尺度外在地审视和裁定人的生存、生活，而是自觉地作为人的生存、生活的内在要素发挥其反思功能，超验的外在的神性的判决转向感性的内在的人性的批判。 看到“生存哲学”这样的字样，人们就会认为这是在讲基尔凯戈尔、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的哲学，西方生存主义各家的观点不尽相同，例如在基尔凯戈尔、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与萨特之间就有相当大的差异，海德格尔甚至不承认自己的思想属于“生存主义”，因为它是要由“生存”而通达“存在”。限于篇幅，本文只取它们较为接近或一致的思想倾向，即关于个人生存体验和生存信念的哲学。雅斯贝尔斯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一本讲演集，书名就叫《生存哲学》。该书“导言”指出：所谓生存哲学，虽然不过是惟一的古老的哲学的一种形态，但目前以“生存”二字当作标示哲学特征的语词也并非偶然。生存哲学强调指出了长期以来几乎被遗忘了的哲学任务：从本原上观察现实，并且通过我在思维中对待我自己的办法，亦即通过内心行为去把握现实。“生存”(Existenz)乃是指示现实的字眼之一，它带有基尔凯戈尔所强调的重点，它意味着，一切现实的东西，其对我们所以为现实，纯然因为我是我自身。我们不仅是存在在这里，而且我们已被赠予我们的实存(Dasein)，已被赠予以作为实现我们本原的基地（注：见卡尔·雅斯贝尔斯著，王玖兴译《生存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第1页。）。现代西方生存哲学的确是我们进行生存哲学研究的重要思想资源，它从人的生命感受、内在信念方面来理解、看待“现实”的思想，是现代哲学共有的思维倾向，和马克思哲学也不无相通之处。但是，现代西方生存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相通又相异，而我们更为看重的是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生存哲学的对话和思想撞击，是通过这种对话和思想撞击敞开、催化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生存论思想，并同时用马克思的实践生存论思想对现代西方生存哲学合理因素给予拯救和吸取。 如果把“生存哲学”的产生理解为西方哲学“生存论”转向的产物的话，那么，马克思无疑是这一“转向”的重要启动者或开创者之一。因为正是马克思在批判与宗教神学互相补充互相支持的黑格尔的泛逻辑主义并扬弃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人本学的过程中，在批判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抽象的”、“死的”社会力量和符号对感性“具体的”、“活的”人及其生活的统治和扼杀中，有力地扭转了人们对“现实”的非现实看法即抽象的形而上学的看法，把现实理解为由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实践）所创设并为人直接地感受着的实际生活过程，从而深刻地把握住了人类历史从“附魅”向“祛魅”的现代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