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1)01-0065-03 一 完整意义上的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是由马克思·韦伯首先开创的。在其传世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第一个真正把西欧以外的社会和文明纳入了自己的研究框架。在韦伯看来，是新教伦理的思想“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其形成阶段的发展起了强有力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源于新教宗教信仰的某种伦理要求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所需的经济动机模式之间的选择性亲和（即逻辑一致性与相互支持的动机性影响）”。它促成了“世俗禁欲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而正是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才促使人们从无计划的来世性和荒谬的自我折磨中解放出来，而发展成一套合乎理性行为的系统方法，克服“自然状态”，摆脱非理性冲动的影响，并把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包括生产的、技术的、法律的和管理的）发展成为可计算和可臆测的东西，从而促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与成熟。 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学派的人类历史社会进化的演变模式和文化传播理论，直接受到了韦伯理论的影响。帕森斯从“社会行动理论”出发，建构了其分析人类历史社会进化的"AGIL"模式。从这一模式出发，帕森斯认为人类历史社会进化的推动力，在于分化、整合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仅仅只有源于古希腊、犹太以色列的文明才真正具备，其表现是使契约和财产制度化。社会进化的标志是法制的完善，以便能够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化的需要。帕森斯高度重视文化在人类历史社会进化中的作用，认为"AGIL"模型”的四个部分虽然互相依赖、互动发展，但所起的作用大小都是不同的，文化系统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在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的相互作用中，文化系统必然要影响到社会系统内部的经济、政治、综合和价值托管四个部分，为社会系统内部的成员提供基本的价值指导和行为规范的原则。非经济条件的文化价值观念，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于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的发展而言，在一定的意义上，离开了文化价值观念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经济社会的现代化。 韦伯和帕森斯的上述观点，对当代西方现代化论者，产生了巨大的直接影响。当代西方现代化论者正是根据韦伯和帕森斯的上述观点，构建了社会发展的有关概念。具体概述为，首先，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其原因就在于发达国家具备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念与规范。现代化论者鲍尔说：“经济能否取得成就和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态度，取决于根据能力和态度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和采取的组织措施，取决于历史经验，而外部联系，市场、机会和自然资源等因素和作用则是次要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其次，社会发展存在着一种“结构一致性”的互容原则。它包括：工业职业结构与核心家庭及开放的社会结构；广泛的职业专业化，教育正式化与全民文化程度的提高；社会制度的分化，职业专业化与竞争体制的多元化结构；经济体系中的货币和私有财产契约化的法律制度；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与选举制度，民主制度以及多党政治体系。正是这些互容性的因素，规定了发展中国家的变革及其方向。现代化理论所说的一切变革，都是在这种结构一致性原则之下发生的。 总之，所有的现代化理论都相信：“由于西方科技价值观念的传播，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发达国家现有的一切社会特征。”（注：《马列著作选读》，第316页.）非西方社会发展的现代化理论其最大贡献在于首创了若干分析现代社会变迁的概念范畴和模型框架，对现代化的共性特征做出了系统论证，特别是注意到了科技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与态度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提出了现代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这一理论所持的西方中心论和两极社会论却严重背离了社会史实和文化多元性原理，他们对发达和不发达的原因只强调内部优势而没有看到外围的关联，忽视了对于发达的殖民性和后发国家所处的不平等地位的分析，是不公平的。因而从方法论角度看：“现代化理论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发展理论，它缺乏两点基本内容，一是充分的历史阐释，二是足够的结构分析。”（注：《马列著作选读》，第330页.） 二 20世纪的社会发展向世界展示了多姿多彩的发展模式，俄国、日本、中国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并不纯粹是西方现代化传播和扩展的结果（尽管也深受其影响），全球化也决不是全球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都统一于西方和美国的模式，预见这一发展时代来临的思想先行者，则是伟大的社会发展学家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从而并奠定了社会发展观的科学基础。他指出，社会发展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矛盾运动的结果。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存在的基本方式——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迁推动着社会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一发展是借助于人们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得以实现的。 正是从实践的观点出发，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不是由外在的、先天的力量决定的，而是人们自己创造的结果。他说：“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而从人的有目的的对象化的实践活动出发，马克思第一次提出农业社会和现代工业社会的分野问题。他指出：人们在现实生活的物质生产活动中，必然要发生两重关系：一方面是人们对自然的直接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它表现为一定社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是主体的个人之间在生产中结成的经济关系，它表现为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二者的辩证统一，构成了一定的生产方式。由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即现实的生产力相联系的，所以“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一定社会的社会状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决定着一定社会的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也即是说，任何新的生产力的产生都会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一切历史的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之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2页.）正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矛盾运动，才使人类社会呈现出连续不断的自然历史进程。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全面地展示了机器大工业取代传统农业社会的全过程，并预见了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工业化浪潮。他指出：“新的工业的建立已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和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2页.）随着“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以及由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的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2页.）这样，“各个单独的个人才能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城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包括精神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各个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形式，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那些异己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4页.）所以，“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是一致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