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1)2-0012-05 一 近代认识论的根本缺陷不是主客二分，其最不成功之处也不是未将主客体统一起来，或未能对自然科学和工业实践已经证明且一直在证明着的主客体的统一给出哲学论证，而是未对认识作人的或人的生活的理解。具体言之，近代人把日常生活，尤其是日常物质生活作为生活的全部内容，认识只是人生活的工具，即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占有更多物质财富，实现更幸福生活的工具，它与物质生产、实践、历史一样均是生活之外或生活之上的某种东西。这样一种关于认识的观念是处于近代认识论的深层观念，它根本制约着近代认识论的面貌。 首先，它使认识论成为科学认识论。在物质产品较为匮乏的情况下，宗教禁欲主义对人性的压抑主要是对人的“物欲”的压抑，所以，刚刚从宗教神学的禁锢中挣脱出来的近代人必然强烈的追求感官欲望的满足，这也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认识正是为此种追求服务的。这样，认识自然或自然科学的认识便成为认识的主要内容，认识论当然也就只能围绕此种认识而展开，为其提供哲学的论证和说明，认识论由此科学化了。这样一种倾向又由于自然科学本身的成就而加强。卡西尔下面的这段话完全可以用来说明近代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功：“科学的成就看来是圆满的无可非议的了。在我们现代世界中，再没有第二种力量可以与科学思想的力量相匹敌，它被看成是我们全部人类活动的顶点和极致，被看成是人类历史的最后篇章和人的哲学的最重要主题”。（注：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263页。）也就是说，在近代，自然科学在理论上是最完备的、在实践上是最成功的，如此使近代人很自然地就把它作为知识的典范，其方法因之也提升为一般的认识论方法，而文化的其它领域，如宗教、神话、历史、文学艺术、哲学等等，要么被纳入科学认识论，要么被逐出认识和认识论的视野。如罗蒂所言：“自从启蒙时代以来，特别是自从康德以来，自然科学一直被看作知识的一个范型，文化的其它领域必须依照这个范型加以衡量”。（注：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年，第283页。） 其次，它使认识成为一种纯理论活动。在一定意义上，认识作为一种工具也可算是一种“实践态度”，因为它多少把认识与人联结了起来。既如此，我们何以说它未从人的生活来理解认识呢？这是由于在近代哲学家的眼里，认识虽然是人追求生活的工具，但作为工具的认识却被排除于生活之外，不被看作生活的内容。于人或生活而言，它只是某种“可有可无”的东西：既然是工具、楼梯，人若直接可达目的，自然也就可以不要工具，或在达目的后“登楼撤梯”。诚然，在现实中，作为工具的认识对人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为人提供知识，凭借此种知识，人才可以占有自然、改造世界。可以说，认识的目的就是为获取关于对象的客观知识，因为这样的知识才是人可以依赖的工具。而认识之所以能够获取客观知识恰恰是由于它在生活之外，可以排除生活的干扰。在生活之外，人心才能作为一面洁净的镜子，不走样地映照出对象的本质和规律。即是说，工具性认识才能把纯客观知识作为追求，才以一种理论态度看待认识活动，也才走向主客二分。因为工具性认识首先不是把主客体关系视为生活关系，而是看作认识关系。这样，主客体之间必然是一种彼此外在的关系。而主客体间既然是一种外在关系，那么，客观知识如何可能、主客体如何统一呢？对知识客观性的怀疑由此而生。但自然科学的发展却是以对主客体统一的信念为前提的，所以，哲学家必须反击怀疑主义，对统一进行哲学说明。于是，近代哲学，不论是唯理论、经验论，还是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均试图对此问题给出问答。然而，一旦先在设定主客二分，进言之，一旦对认识采取一种纯理论态度，则主客体便无法再统一起来：原本“二分”的东西如何能统一呢？所以，近代哲学要么求助于上帝或某种绝对抽象物（如绝对理念），要么消融认识的客观性，把认识归于主观的习惯性联想，主客体从来没有得到真正统一。这就是近代认识论的困境。 二 现代哲学是根本反对近代的科学世界观的。立于现代哲学起始处的马克思认为，世界是人生活于其中的、与人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对人有价值和意义的世界。他说：“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8页。）马克思之后，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虽相互对峙，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着原则区别，但它们与马克思哲学一样，均是作为科学世界观的对立物粉墨登场的，都要求摒弃抽象的科学世界，回归现实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观或回归生活世界正是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 从生活世界观来看，近代认识论与现代认识论的根本差异既不在于前者是认识心理学，而后者是语言哲学；也不在于前者研究主客体间的关系，而后者关注主体间的关系，而是表现为是否对认识做了生活的理解：近代认识论把认识看作“为了”生活（当然在认识论范围内这点只是隐含的前提，且由于采取“理论态度”而被遗忘了）、但却存在于生活之外的工具；而现代哲学则从生活世界观出发把认识本身视为生活，即把认识看作人生活的一种形式，当作认识者生活或存在的方式，当作认识者自我生成、自我实现或自我完善的方式（生活就是人的自我生成、自我完善的过程）。在这里，认识不再是工具、楼梯，而成为目的，成为生活的内容或人的存在本身。 认识即是生活或人的生成过程的观念是一个为现代哲学家普遍持有的观念。现代之初的马克思就已有这种观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指出：“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并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7页。）在这里，所谓不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正是指不能以理论态度度来看待认识，而应将其视为人的生活。马克思之后，分析哲学和人本主义也都走到了此种观念。早期的分析哲学虽然坚持知识论，视认识为准确再现的工具：把语言命题的意义归于对原子事实的准确再现。但是，由于经验证实原则的内在困难，从维特根斯坦和库恩开始，分析哲学内部发生转向：语言分析哲学转向日常语言研究，科学分析哲学演变为后实证主义或后经验主义。前者主张语义即用法，后者认为“科学范式”是科学家的信念或信仰，科学范式的转换并非是根据确定的、客观的标准的选择，不是认识的深化，而是心理信念的变化。既然人是语言性存在，而语义是在语言游戏、生活过程中显示出来的，那么，认识（即语义的“获得”，当然不是什么普遍的语义，因为没有普遍，不同的用法或生活情景便有不同的意义）当然就是生活；既然范式的转换是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实践造成的，“这表明了我们对于科学研究的理解……与一般理性主义者、经验主义者和逻辑经验主义者和科学观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一般理性主义者认识和思考世界时，不仅从世界中抽象掉了作为过着人的生活的主体，而且忘掉了作为认识者的自己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是时时处处受自然和他人制约的、有感情和欲望的人，而把自己当作了可以摆脱受动性和感情、欲望制约的上帝，以为自己可以客观地再现对象的本来面目，而后经验主义则抛弃了此种人的作为“上帝的仿效者”的形象，重新把认识者嵌入现实生活中，视认识为科学共同体的生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费耶阿本德才大胆断言，举出生活中任何一种你认为与科学研究无关的东西，不管它是社会环境、抽象信仰或是非个人的特性，他均能举出它们与科学研究有关的例证。（注：参见伯恩斯坦的《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第66、73、76-7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