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决非仅仅一个容器、一种流程，对人而言尤其如此。人在时间中成长，在时间中成熟，也在时间中衰老，应该说，它实属人的内在性质。时间给人的变异，在平日感觉不甚明显，每逢年节便会产生强烈意识。年节是时间的节奏，往往构成人生进程的转折点，人都愿望新的一年会给自己带来新的希望，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对年节怀有特殊期盼乃是情理中事。 然而话说回来，时间毕竟是个自在的常数，而人则是赋有理性的自为存在。人们常说的“让时间去解决问题”，决不意味人世的事务会在时间延伸中自然促成、人间的问题能在时间流逝中自然地消解。人有理性这点表明，人是自主性的存在，人具有自我选择的能力，人的生活是自我营造的理智生活。年节之具有生活转折作用，其实还是人赋予它的，那是因为人们在这个时节最能发挥“反思理性”功能，从检点和反省往日的脚印中去调整前进方向、规划未来道路。人们喜欢在年关清理盈亏、了结帐目就体现了这点。 我们有幸身临世纪乃至千年的转折，这是难得的机遇。在这转折的关口，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哲学走过的道路，筹划我们哲学发展的未来？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毫无疑问，我们在哲学观念上发生了重大变革，理论上也有许多突破，如果列举条条，可以摆出许多的成果来，这点已有许多文章论及。我们必须重视已经取得的成就。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对于未来发展更有教益的则是：应当清醒地认识我们存在的问题。在这点上我们同样需要坚持马克思一贯的“反思－批判理性”的精神。马克思在探讨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时曾经说过，他奉行的原则既不是那种永恒正义的要求，也不是什么终极的道德命令，他只是希望从批判旧世界中去发现新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页。）“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这就是马克思创立并倡导的反映人类自我反思、自我超越精神的哲学原则。 20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这20年，我们究竟完成了什么、实现了什么，还有什么未做到的？20年的哲学探讨、论争，从总体上估量，我以为我们主要做了两件大事：前10年主要是围绕“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了论争，后10年进行的主要是现代哲学观念与传统哲学观念的论争；通过前十年的讨论我们挣脱了“苏联（前）教科书哲学”框架的束缚，后十年又进一步走出了传统哲学理论模式的限制。这就是20年中哲学理论的主要进展。 多年来我们深受先验教条主义之害，解除思想禁锢求得精神解放这一步，对我们是绝对不可少的。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在哲学理论上才可能从抽象虚幻的人转到活生生的现实的人，从关注彼岸的非人世界回到人的生活世界，一句话，从哲学古代来到哲学现代。就这一意义说，我们的工作是必要的，也是有成效的，应当肯定。但不能不承认，仅就这一工作而言我们也并没有做到底，我们讨论的问题虽然不少，许多问题（比如关于“实践唯物论”的讨论）都是半途而废、不了了之，多年来理论反反复复，思想若明若暗，以致人们对基础理论不仅失去信念、兴趣日渐淡漠，中心观念也随之被边缘化。 其实，这还不是我们的主要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在于，我们在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中很难谈到有什么“建树”，特别是原创思想的建树。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眼睛一直盯着别人，只是围着别人转、为别人的事情忙乎，解释他人思想，注解他人著作，运用他人哲学，引用他人语言，演绎他人观点，我们刚刚脱出一种框框，又被套进另种模式，我们几乎丢掉了自己，忘记我们还有自我，包括“哲学工作者”的自我、我们民族的自我和时代的自我。我认为这才是值得我们重视并需要认真反思的根本问题。 哲学面对的虽是人类、自然、世界的大对象，哲学思维却是属于个体的生命活动，哲学理论也只能由哲学家个人去创造。我们看历史上的发展，哲学从来都是赋有个性的（尽管作为意识形态它可以表征时代、代表社会或集团），它只能通过哲学家个人的生存体验和生命领会去表达人类的要求；后代人对前人和他人创造的哲学理论能够学习、借鉴，却少有简单模仿和直接搬用的，即使有派别继承关系也必须加上时代的特征和个人的创造。所以近代西欧的英、法、德各国，尽管它们面临的社会变革任务相同，哲学理论却不能彼此代替、相互移植，各国只能通过自己哲学家创造的哲学去反映、推动、解决自己民族和国家的问题。哲学的人类性、世界性、历史性、民族性、集团性和哲学家的个性集结一身，这就是哲学的本性。哲学如果丢掉“自我”失去个性，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哲学的创造性，理论失去创造性其他那些性质也不可能再存在。 我们的哲学失却自我并非自近年始，应当说是盖有年矣；造成失落的原因也有诸多方面，不能仅仅责备“哲学工作者”。我们有过“百家争鸣”的光辉历史时期，曾几何时哲学便走上了颂经、解经、注经的路子，遏制自我在我国是有历史传统的，我们习惯于“引经据典”、“照本宣科”、“以他人是非为是非”应该说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人们说“中国几十年没有出过真正的哲学家”，这话并非没有根据。对我们来说，哲学本身就没有自己的家，哲学家没有自己的自我，怎么能出真正的哲学家？ 话说回来，历史有责任，我们自己也有责任。历史本来是可以改变的，这首先决定于我们必须改变我们自己从历史承袭下来的某些过时观念。在我看来，我们是搞哲学的，我们关于“哲学”的某些观念往往就直接影响并限制了我们对待哲学理论、从事哲学研究的方法和态度。不能不承认，这也是构成原因之一。 比如，哲学究竟属于怎样一种学问，应当怎样去搞这门学问？这就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哲学也看成同其他理论一样，仅仅是提供知识，而且是无处不适用的那种普遍原理、公式、原则的绝对知识的学问，那就很难去谈什么个性。再如，怎样理解哲学的功能，人类创造出哲学这种理论究竟要用它去干什么，是为了解放人们的思想、还是为了限制人们的思维？能不能把它当作同法、道德一样的“思维规范”去用？还有，科学追求真，哲学当然也要追求真，哲学追求的和科学追求的是否同样的一种真，能不能用科学的标准去要求哲学、规范哲学？……这些，也都需要我们去重新思考，因为它们都直接关联着能否保持哲学“自我”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