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0)06-0054-06 一 社会是人们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交互作用的产物。我们既要看到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亦应看到政治的、思想的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于经济基础、物质生产的影响；要对一个特定社会的发展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还必须考虑到自然基础、历史条件、文化传统以及各个国家相互交往所形成的世界性背景。如果只是承认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将经济的因素视为社会历史的唯一决定性的东西，否认社会中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及其对于经济因素的影响；只是从一个社会的内部寻求其发展变迁的原因，而忽视了周围环境、外部条件以及时代特点对于该社会的影响，就不能对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作出科学的说明。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1]“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的发展”，“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2]在承认经济因素决定并贯穿于人类社会整个发展进程的前提下承认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及其对于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决定论的历史观的基本精神。 社会发展是共性与个性、一般规律与独特表现的统一。社会发展规律并非社会历史中一切个别情况的规律，而是指从总体上来说不能超越的规律，是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占主导地位的必然性、确定性和大趋势。它作为社会发展进程的理论抽象，是一般的和普遍的东西，它并非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以极其错综复杂的、多种多样的具体方式表现出来。列宁说：“多样性不但不会破坏在主要的、根本的、本质的问题上的统一，反而会保证这种统一”。[3]“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发展的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4]若将一般规律作绝对化的理解，认为任何国家和民族只是一般规律得以实现的工具，其社会发展没有自己的特殊道路和特殊方式，是错误的；若只是看到了各个国家和民族社会发展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否认其中所蕴涵的普遍性和统一性，以对于社会历史的个别理解代替对于社会历史的一般看法，也是错误的。 人类社会是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并最终由经济条件和经济状况决定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5]生产力的状况、水平和发展决定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社会的状况和发展。与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水平、状况和阶段相适应，人类社会也经历了诸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6]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由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地域性发展向世界历史性的发展转变，是社会发展的主导性的不可逆转的趋势，而人的主体能力的不断增强和人的解放程度的不断提升则是社会发展的本质之所在。这是社会发展的共性、普遍性和一般规律。由于社会发展不仅由经济必然性所决定，而且受社会内部之政治的、文化的、历史的、传统的因素以及自然条件、时代变迁和其他国家与民族的影响，因而社会发展又呈现出了复杂性和多样性。 首先，社会发展的道路和历史进程是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和生产力发展入手研究社会的发展规律，肯认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不断演进的过程，这种无限演进的趋势意味着人的主体能力的不断发展，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以及社会愈加走向文明和开放。但这一发展趋势在各个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式上的表现是千差万别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原始的、古代的、封建和现代资产阶级的几种社会形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将当时所知道的几种生产方式按照其发展的程度和水平排列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这样的发展序列；在《资本论》中，研究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进程，梳理出了从原始公社中经奴隶制、封建制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典型的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序列。这种发展序列作为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的逻辑再现，是对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的理论上的修正与抽象，并未囊括各个国家和民族社会发展的道路和阶段的全部丰富性，亦非认定任何国家和民族都要毫无例外地依次经过各个历史阶段。再之，这种理论抽象是以现实的历史为依托的，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存在和展现于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的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之中的。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发展，离开了发展的多样性，理论的抽象就没有任何价值，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就无从展现。马克思从未将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社会形态序列作为社会发展历程的逻辑公式，并不认为其间具有一个产生一个、一个来自一个的必然性，更不认为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必然按照这样的演进顺序和线性轨迹发展上升，马克思本人也没有把西欧资本主义起源与演进的顺序普遍化和绝对化为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必然要走的道路。与此相反，他“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7]。“当代西方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也认为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的观点从来就不是单线式的，他从来没有把它视为一种单纯的进步纪录。社会发展的方向、道路是多维的，如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就是通过三条不同的道路产生的。马克思指出：“在现实的历史上，雇佣劳动是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或者像在东方和斯拉夫各民族中那样是从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的，而在其最恰当的、划时代的、囊括了劳动的全部社会存在的形式中，雇佣劳动是从行会制度、等级制度、劳役和实物收入、作为农村副业的工业、仍为封建的小农业等等的衰亡中产生的。”[8]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表征也是多种多样的，并非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毫无例外地经过原始的、奴隶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诸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几个历史阶段而走向共产主义，而没有任何变异性和独特性。有的国家、民族和地区的历史发展是渐进的、连续的，比较完整地展现了历史演进的常规性；有的国家、民族和地区的社会发展则是隔断的、非连续的和跳跃式的，越过了某一社会形态和历史阶段而直接进入较高级的社会发展阶段。特别是近代以来，由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交往的普遍化以及世界历史的真正形成，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之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交往、冲突与融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种一体化趋势既给落后国家的独立与生存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同时也给它们吸收、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实现跳跃式发展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前资本主义国家若利用和它同时并存的资本主义生产给它提供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就“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9]，走上“缩短的发展过程的道路”[10]。既使是在大体相同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条件下，由于历史文化传统、自然地理条件以及世界性环境的不同，其发展方向和道路也表现出差异性。马克思曾经指出：“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11]此外，社会发展也并非总是连续性、直线性上升的过程，而是有进有退，有渐进有间断，有连续上升有停滞不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