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0)12-0021-03 哲学文体关涉的是对哲学思想、观点以及理论体系进行表述的问题，是对哲学“文本”写作的一种检视与省察。还很少有论者来专门探讨这一问题。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大概认定不存在什么哲学文体问题；即使存在，也不足论（比如说，认为它属于表达哲学内容的形式问题，不及文学文体、宗教文体那般重要）。在世纪之交我国哲学界普遍对哲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反思与总结的时候，这一方面也是一个明显的阙漏，我们仍然习惯于重内容而轻形式。可是，如果仔细翻阅这么多年来发表过的众多的哲学论著，客观地做些分析，就不得不承认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多么不容忽视！ 首先是哲学表述形式的单一。现在我们的哲学见解主要通过论文与专著两种形式来表述；究其实，它们本身也可合二而一，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专著往往是论文篇幅上的延长，绝大多数专著的核心观点差不多完全可以用论文来表达清楚；况且20多年来我们见过多少把专著内容分章、分节发表的情况。这种情况下，专著事实上又成了论文集。除此而外，其它类型的哲学作品少得实在可怜。这里并不是否认论文、专著作为哲学作品主要体裁形式的合法性；但同样应当承认的是，哲学的表述方式绝不应仅仅只限于此一种。在哲学家复杂的思想结构中，哲学意识、见解、观点和理论体系是不尽相同的层次，对哲学家来说，它们并不都是十分明确、不存在疑惑的，而很可能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种意念、一种理解，不是最终结论，而是处于过程中的一种探索；不是定型的框架，而是分散的见解。面对这些复杂的情形，都用论文、专著来表述并不合适，为什么就不能采用诸如通信、对话、哲理小说、哲理诗、散文、随笔、日记等多种体裁来表述和探讨呢？况且哲学家也不都是孤傲冷峻、缺乏热情的人，为什么就非得用严肃的论文来表达其见解，而不能通过多种渠道宣泄其情感呢？征之以哲学史，情况往往不是这样。哲学繁荣的时代，哲学作品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近年来我国部分学者已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并有所开拓，但情况并未根本改观；而且在现行科研体制下，前景也不见得乐观，比如有的单位统计科研成果就只计论文、专著，其余一概不算。 其次是在同一种表述方式中，比如论文中，写作结构上也存在程式化的问题。虽然，这些年来按照“文革”式社会那种“龙抬头、找材料、尾巴翘”的三段论路数写作的方式不再被公开提倡，但仍然在众多论文中显现出这种印迹，它仍在隐性地发挥作用。比如，哲学原理论文写作的一般程式是：提出一个新观点（或树立一个商榷意见）——做出若干论证（材料按篇幅需要可多可少）——引申出意义或重申论点；哲学史论文中关于人物的一般程式是：引出一个或几个人物（用语多是“长期没有引起注意”、“研究不够”等等）——概述、分析其思想内容（可多可少）——给予宏观背景下的定位；关于思想的一般程式则是：被忽略的思想——内容、特征等——结论或意义和价值。公允地说，这种写作程式也有合理性，但问题在于一旦普遍应用，并作为一种写作方式予以推广，长期积淀，极易形成一种思维习惯和模式。不妨称之为“套子思维”，即在套子里找问题、想问题并企图进一步解决问题。我们好多学者的见解，绝大部分不是来自对生活、实践的体察与感悟，而纯粹是对书本材料的演绎、排列，是不是与这种“论文情结”有点关联？这里还可能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好，即思想的形成过程与对这种思想进行表述的顺序的关系，过去总认为二者方向正好相反，前者是从材料到思想，后者则是从观点找材料；但作为企望通过对哲学作品的阅读以引发更深层次思考的读者来说，好象更渴望了解思想的探索路径，而并不仅仅只是接受论断。 第三，最触目的问题是语言。个性化语言，仿佛是文学作品的专利，哲学只能操同一宗调和语气。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抹去题目下面作者的名字，就很难分辨出论文出自谁之手，或者竟以为都是同一作者所为。而且，就这同一声调和语气而言，也存在很大的问题。那是一种对问题全知全能的理解、写作的话语系统，作者俨然是世界规律的宣布者，问题分析得头头是道，原因说得一清二楚，诸如“大概”、“可能”、“还未想通”、“我不大理解”等词汇和语句很少或是根本不会出现在行文中，大多是作斩钉截铁状。也许论文写作者颇为自信，但就我的阅读经验而言，每每读到这种文字，佩服之余总生疑窦：为什么这个问题要分三点而不是两点或四点阐发？为什么原因竟是这样而不是另外的情形乃至相反？进而想：这里是不是把哲学的问题当作科学来看待了呢？在我看来，在所有的哲学问题上，下如许坚定的断语并不符合哲学的本性。以探索人与世界的复杂关系、人生和社会复杂问题为意旨的哲学，说不清的问题，或者说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远远比能说得清楚、能获得最终结论的要多，而在想不清楚的问题上声称或充当一个“说清楚派”，只能说是一种“教科书心态”在作崇，故这种语体也不妨称之为“教科书语体”。 第四，在所有这些问题中，最为严重的还是思想与文本的分离。就是说哲学作品并不都是作者心态与思想的真实表露，或者说它们之中论述的问题在作者生活、实践思考的范围内根本就占不上什么重要位置。我们当然不排除总体上“文”为“心”声、呕心呖血、严肃认真的探讨，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另外一种情况的存在，即在哲学成为职业、从事哲学研究成为个人谋生和发展的手段之后，很有一部分作者炮制了那么多言不由衷的“大著”与“宏论”：本来对马克思主义不以为然者，却声称自己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探讨问题与撰写论文；在现实生活中傲气十足、难以容人，却连篇累犊地阐释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忠恕”之意、“仁义”之道；更不用说那些内心十分向往发达国家优越的生活环境，却装出一副公正相，要“辩证地”评论西方文化的缺陷的论者了。最近有机会梳理20年来我们国家意识形态研究的历程，就十分震惊地发现，当年真理标准以及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讨论的某些参加者，在前后相距不到半年（有的甚至两个月）的时间内发表了观点截然相反的数篇论文。社会是空前复杂了，人心与文心的分离不为哲学界所独有，但缺乏真诚的投入与深邃的思考，对哲学的发展来说却是十分致命的！大浪淘沙，从时间延续的最终结果看，真正推进哲学的肯定不是这些“文章是文章、人是人”论者及其作品，但由于各种各样复杂的原因，在不算很短的时间内还不太容易马上甄别清楚；而当我们为研究当代中国哲学和意识形态的总体概况，极有可能涉及或面对一些连作者自己都未必信服的观点和文本进行解读的时候，多么容易蹈入由欺骗与错位交织而成的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