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哲学与信念 因为就人本身来说，他不仅活在当下，更活在未来，这意味着他既要沉沦，又要升华。他不仅活着，而且还要叩问活着的意义。正如被誉为西方哲学的第一位导师和奠基人的苏格拉底早就明确指出过的那样：人应关心自己的灵魂，应就自己生活的正确道路提出问题，一个没有经过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这正是人作为超越的存在之本性的体现，也正是这种本性使人需要哲学。从一个方向上看，人是从现在走向未来，从另一方向上看，人是从未来走向现在。也许后一种说法更准确，更能体现人是一个“未来的动物”。在一个“怎么都行”、“为什么不”、“哲学已死”、“形而上学走向终结”的口号甚嚣尘上的时代，在相对主义、怀疑主义、虚无主义成为时髦的今天，有一位与20世纪同龄、至今仍健在的西方思想大师却一再引用黑格尔的一句名言警世：“一个没有形而上学的民族就像一座没有祭坛的神庙”（注：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3、123、1页。），这个人就是伽达默尔。他告诉我们，形而上学（哲学）构成了人的思想和信念的核心部分，它不是以所谓实证方式存在的科学，也不拥有并列于其他科学研究领域的实证材料，哲学所面对的是整体，因此，它是世界观。作为整体，哲学超出各种知识的有限可能性，所以它不是我们以一种科学的方式就能加以认识和把握的东西（注：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3、123、1页。）。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是：作为科学的科学或科学的女王的哲学已经走向了终结，但科学并没有阻止哲学以改变了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因为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科学并不“思”，也就是不思“事实”的“意义”和“价值”。从这点上讲，成为人的理想和信念的家园不可能是科学，而应当是哲学。 当然科学对哲学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与影响，而且从历时的角度看，二者的关系十分密切。在西方它们同出一源，都是古希腊人智慧的产物。在他们那里，哲学本身就是“科学”，它的出现，标志着西方人摆脱了原始神话的思维方式，开始从认知的角度去探讨宇宙、人生的奥义，即将它们诉诸明晰的逻各斯（理性）来加以把握。哲学和科学的分离是近代以后的事。尽管形而上学以世界、人生的整体为核心和目标，力求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这在西方自休谟、康德以来遭到了猛烈的攻击，然而人能够摆脱形而上学吗？科学能顶替哲学的位置吗？回答是否定的。科学只能探索自然无休止的过程，却不能对世界和人生提供全面的洞察。就哲学和科学发展的情况来看，二者不仅谁也离不开谁，而且谁也不能替代谁。伽达默尔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与海德格尔不同，他没有一概排斥形而上学的意义，而且认为，海德格尔说形而上学的终结，并不等于就是弃之不顾，而是要经受住它。因为与人的一种天性相适应，它决非可以挥之即去的东西（如康德批判旧形而上学的目的仍是为了建立一种新的形而上学）。另外，伽达默尔揭示了黑格尔这样一个思想：对统一性的“理性需求在一切条件下都是合法的，并且，这种需求只能由哲学来满足。”（注：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第9页。） 如果说19世纪是“世界观的时代”，“世界观”这个词在其原来的语义中是要恢复科学已不能提供整体解释的希望，那么今天人们虽然不再持这样的观点：哲学应发挥它的全面性的功能，并用一个统一的世界图景去将我们所有的知识联系起来（一如黑格尔所做的那样），但是它的“整体观”的意义和性质并未完全过时。就人来讲，对智慧与正义的爱永远是其幸福和快乐不会枯竭的源泉。 伽达默尔后期走向实践解释学，十分关注哲学在人生中的作用和地位。他向我们显示：哲学不会消亡，只会转换，它是人类的自然倾向，是我们信念和信仰的家园。在科技的时代，科学不能取哲学而代之，拥有哲学即是拥有大智。因此，在今天加强哲学教育对于帮助人们尤其是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理想、信念及价值观具有根本的意义。这也是我们从伽达默尔后期思想中所得到的重要启示之一。 二、马克思主义与信念 然而并非所有的哲学都能帮助一个人树立正确的人生理想、信念。以什么样的哲学作指导这是个历史选择的问题。例如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世界范围而言，同样如此。德里达说，“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知道与否，他们今天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注：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7页。），此话就包含有这方面的意义。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就产生的背景和理论来源而言主要是西方的，但它具有世界性和当代性，这两个方面在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进一步凸显出来。而且它也不单纯属于哪一个阶级的世界观，它的意义具有普遍性。马克思最终的理想是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而不只是无产阶级一家的解放，他将两者统一起来了。因此，这种世界观决非是狭隘的。虽然1989年以来，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变，许多西方学者宣布马克思主义“破产”了、“失败”了，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寿终正寝，只不过是苏东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已不复存在。它表明对马克思主义的革种僵化的理解和马克思主义本身应当区别开来。此外，与黑格尔类似，马克思的思想同样有“死”的东西和“活”的东西，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下面这个事实。 在新千年到来之际，西方著名媒体评出了对人类思想具有最大影响的人物，在他们之中，马克思名列前茅，如果就哲学家的范围而言，马克思则位居榜首，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等大思想家之前。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这是西方人自己评选出来的，而不是我们强加的。它多少再次说明，马克思主义仍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超越的（萨特语），马克思的影响仍具有世界性，这的感召力依然存在。连德里达也说，任何人都逃不出马克思，并强调：“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回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不去阅读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注：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页。）。注意这是德里达在苏东巨变之后不久讲这番话的，它颇耐人寻味，尽管德里达的出发点是解构主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