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无论是进化论还是历史主义，都是现代的产物，也都是西方的产物。不同于进化论的是，历史主义的含义并不单一。波普曾用 historicism和historism来区分两种不同含义的“历史主义”。 前者是指声称“已经发现了历史规律，这使他们可以预言历史进程。 ”（注： Karl R Popper,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London,1947),I,P.3.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London,1957),PP105～106.）后者指“历史相对主义”或“一切思想的历史决定性”（注：Karl R.Popper,The Open Society Its Enemies,Ⅱ,P.242.）。但在中国， 主要是前一种历史主义，即历史规律必然性的思想。这其实并不奇怪，无论是进化还是进步，中国人都不是将其作为一种思想或学说，而是作为一种信仰，一种寄托了对于自己和民族，以及人类命运全部希望的强烈信仰。这种信仰认为，不管现在或过去是多么黑暗和悲惨，将来一定会好起来。人类总是趋向进步与光明。不难想象，这种信仰是多么需要，会多么欢迎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必然性的思想，因为它们使得这种信仰从此有了“科学的保证”。这就使它比以往任何思想对中国人都更有吸引力，更不可抗拒。 非常有意思的是，一旦接受了前一种历史主义，就不大可能再接受后一种历史主义。因为前一种历史主义是一种独断的真理主张，它要求绝对，要求必然，要求放之四海而皆准；而后一种历史主义恰好相反，它主张相对，主张多元，重视或然，强调特殊。可以说，这两种历史主义是针锋相对的。前一种历史主义是启蒙的产物，而后一种历史主义则是对这种思潮的一种质疑和批判。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后一种历史主义是不可接受的；一旦接受，我们还有什么指望？只有认定西方发展道路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道路和唯一道路，我们才有希望最终到达“光辉的彼岸”，哪怕再慢再迟。与此同时，必须认定这种必然性任何人、任何力量都无法抗拒，就像传统所谓的天道，顺之者生，逆之者亡。 另外，由于它是客观的历史规律和必然性，它是超越价值判断的。老子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历史必然性也一样，它根本不管个别生命的苦难和牺牲，而只专注于自己目的的实现。因为历史总是向着进步的方向，任何有助于历史必然性实现的行为都是正当的，都是无可非议的，都是为了人类的进步事业。比起历史的宏伟目标，任何个人的牺牲和痛苦都是不重要的，正如偶然与必然相比是不重要的一样。 据说这种思想是受到黑格尔哲学的影响。黑格尔认为，历史是自我意识的理性自我实现的过程，这个过程中虽然充满偶然，但却是逻辑地必然的，即辩证地必然的，而不是像有些人所理解的是因果必然的。（注：参看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 331页。）在这个必然的历史过程中，个别性和偶然性从根本上说只有手段的意义，它们是实现“理性的狡计”的手段。 然而，问题在于，人类是否有权利合理地说历史必然怎样？答案可以是“是”，也可以是“否”。如果我们实际上持一种末世论历史观，或者有限历史观，认为历史发展在自己所处的时代已经达到顶点和尽头，像黑格尔在某种意义上所做的那样，那么人们有权这么做，因为他已然把握了全部的历史。但如果人们持无限的历史观，那么回答就会大不一样。历史过程毕竟不是物理过程，我们无法像近代经验物理学那样，根据过去的经验，通过归纳得出规律，来预言未来。因为历史必然性如果有的话，也不是因果必然性。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倒是始终清醒的。他并不认为哲学家能预言未来。正如每个人都是他的时代之子一样，哲学也只是在思想中被把握的时代。哲学家绝非预言家，而是事后诸葛亮。密纳发的猫头鹰是在黄昏起飞的，哲学家也只有在历史已经发生后，才能对其作出判断。“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概念所教导的也必然就是历史所呈现的。”（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页。） 在此意义上，黑格尔是真正的历史主义者，而现代进化—历史主义者却不是。黑格尔固然认为历史会达到它的终点，但终点同时也是起点。黑格尔的发展图式是圆，而不是直线。可后来的进化—历史主义者则不然。他们认为历史会在一个特定的时候结束，从此进入无历史时代。当然，就像福山对它作出的最新说明一样，无历史不等于无时间，历史终结的意思是说人类生活的基本形态不会再变了，人类生存总体上说已无任何新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现代的进化—历史主义者才以历史规律的发现者自居，才宣称只有他们才有解释历史的权力。既然以为自己已经知道历史的秘密：它的发展方向、阶段和动力，当然也就可以据此来对一切作出末世论的判决。但根据不过是用他们的意识形态信仰重新解释过的历史，以极为简单的公式化的过去来断定未来。这种做法的准确性不会超过蹩脚的气象预报，但却有天命般不容置疑的架势。这种立论的绝对性，隐含着极端的排他性。一旦与权力结合，必然导致对别的生活方式的限制和控制，这已为本世纪血腥的历史所证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