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创新，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及其他创新。”江泽民同志的这一论断以及关于创新的一系列论述，揭示了创新对于我国跨世纪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它对历史经验作了科学的总结，指出了创新与一个民族的兴衰之间的关系，从而说明了创新是国家兴旺发达必不可少的精神动力；另一方面，依据对时代主题的把握，指出创新是知识经济来临的时代综合国力竞争的必然要求；同时又依据对中国社会在走向21世纪的时刻所面临现实和未来的发展前景的分析，指出创新是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与执政党永葆生机的要求。这些论述说明了把握创新的时代意义与理论意义。 同时，江泽民同志的论述还对创新的内容作了全面的概括，指出“创新”不仅是科学技术的创新和与此相关的产业的创新，而且包括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关键意义的体制创新，包括了关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和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创新。这样，“创新”就不再局限于西方学界所关注的以熊彼特为代表的经济学领域的视野，成为一个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的概念，实际上提出了研究“创新”的一般内涵的新课题。本文拟从认识论的角度对“创新”的一般特征作一考察。 之所以选择认识论的角度，是因为无论是理论创新、体制创新还是科技创新，其关键都是取得新的认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个基本理论，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石。它是融贯于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份精神传统，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去把握创新，我们就可以将创新问题同马克思学说的精神传统相接续，从而揭示出创新所包含的丰富的精神内涵，从而真正地把握创新，在实际生活中发扬创新精神。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一种广义认识论，既包含了认知的维度，也包含了实践的维度，同时也涉及价值的维度。下面我们就分别从这三个维度，对“创新”做一认识论的考察。 “创新”的认知之维 创新首先意味着新的认识的获得。新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获得对客观事物、事实及其规律的新知识，像社会理论的创新、自然科学的发现等都属于这一类，我们可以称之为发现式的认识创新。一个是指获得关于如何做的新知识，进而设计和创造出现实中还不存在的东西。技术的发明、新的产品的设计、体制的创新、工作方法和载体的创新等等都属于这一类，我们可以称之为发明式的知识创新。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这两类创新都需要。如何辩证地认识和处理这两类新知识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我们既要重视条理性知识的学习和创新，又要重视默会知识的学习和创新。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在认识论上提出的一个新问题是，需要更加重视后一类的知识。经合组织在其关于知识经济的报告中，引入了“条理性的知识”和“默会知识”的概念，用以概括上述两类知识。并且认为默会知识在新兴的知识经济中的地位尤为显要。对于企业来说，创新的重点就在于掌握默会知识，企业所掌握的知识产权就是默会知识。新技术要转化为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商品，也需要借助于默会知识。在教育上也是如此。这一点应当引起我们充分重视。因为，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来说，各个领域的体制创新的任务极其繁重，而这里最需要的就是社会领域的默会知识，也就是操作性的，关于如何做的知识。因此，我们要注意克服忽视或轻视操作性知识的片面的观念，改变把这些东西视为雕虫小技的传统观念。但是，也不能轻视基本理论和发现式的创新，也就是对外部世界的事实和规律的认识。发现式创新往往是发明式创新的前提条件。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表明：“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70 页。）科技创新必须重视原创性的基础理论的创新，否则就无法真正建立自己的科技创新体系。社会的领域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生动地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的科学的认识，没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这样一种发现式创新，那么就不可能产生体制上和建设的具体操作方法上（包括政策和措施）的许许多多的创新。 发现式创新与发明式创新固然有明显的区别，但是都是新认识的获得，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是有一些共性的。为了把握认识创新的过程，特别需要注意以下的一些环节。 第一，“问题”与创新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对问题与创新的关系十分重视，认为问题构成了创新的起点。知识创新的第一步是要能够提出新问题。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中的无数事例都证明了这一点。现代的科学哲学对此也有理论的说明。其实在社会的领域里也是这样。马克思在谈到社会理论与时代的关系时提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他还进一步指出，问题比答案更有意义。“一个时代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内容上正当的因而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正如一道代数方程式只要题目出得非常精确周密就能解出来一样，每一个问题只要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也就能得到答案。”（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页。 ）马克思的论述告诉我们，不能只重视结论和答案，尤其需要重视问题。事实上提出新问题需要有理论的勇气和高度的智慧。敢于和善于发现、提出问题是创新者的一个重要的特征。能不能发现和提出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认知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能力。 只要回顾一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飞速进步的历程，我们就不难发现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尖锐地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还没有搞清楚，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只有正视了这一重大的问题，才开始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探索，才打开了新的局面。我们不禁由衷地敬佩邓小平的勇气和智慧。在改革开放取得初步成效之后，邓小平又告诫我们，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新问题，“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8页。），要继续研究新情况，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 江泽民同志最近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要求全党进行新的探索。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提出了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如何认识当今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等当前直接影响干部群众思想活动的重大问题。尤其是提出了党的建设的基本理论的问题：面对21世纪，我们究竟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以及怎样建设党。“三个代表”思想对党的性质、宗旨和历史任务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作了新的概括与阐释，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宽广的空间，同样表现出理论创新的勇气和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