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以中国的完全胜利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彻底失败载入史册。这在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反帝史上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个战场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同志说抗日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并且预言，抗战“不但影响到中日两国，大大推动两国的进步，而且将影响到世界”（《毛泽东选集》第441页）。 抗日战争所以与中国以往百年反帝斗争不同，以弱胜强，取得空前的伟大胜利，固然有许多方面的因素，但其中最为根本的就在于激发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实现全民族的抗战。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全国各党派、团体、军队在救亡图存的危机关头，放弃过去的旧仇宿怨，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为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而精忠报国，取义成仁成为中华民族最为宝贵最为崇尚的精神支柱。正因为有了这种爱国主义的民族魂，整个民族就会觉醒起来，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用自己赤诚的爱国心，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谱写出了爱国主义的光辉篇章，永载史册，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 爱国主义精神唤起了全民族的觉醒 爱国主义是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是对自己祖国和民族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爱国主义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要求。例如在辛亥革命时期，爱国主义的中心内容是反对清朝封建统治消除帝国主义的干涉，建立独立的民主共和国；在北伐战争时期则以反对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实现国家民族的统一和人民的民主自由为中心内容。而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这个时期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核心是唤起中华民族的觉醒，停止一切内战，实现全民族团结抗战，赶走日本帝国主义。不同的阶级、阶层、党派、团体也都有着不同的爱国主义观。回顾抗战前近百年反帝反封建斗争，从封建统治阶级中的爱国者到农民革命的领袖，从民族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爱国者再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爱国者，均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王朝的丧权卖国政策，面对国家民族的灭亡危机，纷纷站起来一次次地掀起了救国救亡斗争。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和这些阶级的局限性，所有这些斗争最终都失败了。然而这些斗争毕竟是一曲曲爱国主义的正气歌，都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忱，给帝国主义和反动腐败的清朝政府以沉重的打击，甚至最终打倒了清王朝，结束了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九·一八”事变使中华民族开始觉醒，使人们开始意识到国家民族面临灭亡的危机。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人们的爱国心迸发出来，唤起了全民族的觉醒。这种觉醒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爱国军民自发的组织起来奋起抗战。“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爱国军民违抗国民党政府不准抵抗的命令，马占山、李杜、邓铁梅等分别在东北三省组织抗日义勇军，为收复东三省坚决抗击日军，并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改编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坚持了十四年抗战；1933年日军进犯热河、察哈尔两省，冯玉祥、吉鸿昌等著名爱国将领组织抗日同盟军，打退了日本军队的进攻；1935年到1936年日本制造华北事变侵犯长城时，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和傅作义将军的三十五军组织长城抗战和绥远抗战等，深受各界人民的拥护。二是表现在各界爱国人士纷纷成立抗日救亡团体，各阶层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起来。1931年到1936年间，在南方的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北方的北平、天津、西安、太原等大中城市，各种文化艺术界和教育界、职业界、妇女界相继成立多种形式的救亡团体，创办各种报刊，宣传抗日，组织游行示威，与各地学生运动互相呼应，互相配合，使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其中最突出的当数1935年中共领导的“一二九”运动，它广泛宣传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三是国民党内各军政地方势力派反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强烈要求抗日，连续发动福建事变、两广事变、西安事变等抗日反蒋事件，或主动停止内战，或与中共改善关系，加紧抗战准备。 以上述三个方面为标志的中华民族的日益觉醒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根本原因：一是日本帝国主义有预谋有步骤的加速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日军于1931年“九·一八”占领东北后，紧接着在1932年1月进攻上海，1933年月占领山海关，进犯热河，增加在华北的驻屯军，1935年又加紧策划制造华北事变等等，激起每一个中国人的义愤。二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更激发起全国各族各界各阶层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坚决抵制。蒋介石集团从“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华北事变，以至到1936年的西安事变前，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步步侵略，半壁河山已沦陷的情况下仍坚持其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仅动用几十万军队围剿高举北上抗日红旗的工农红军，而且还派军队镇压国民党内坚持抗日的爱国军队。“九·一八”事变后电令张学良的东北军不准抵抗日军，调入关内围剿红军；1933年打垮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1934年1月镇压十九路军在福建事变后，成立的人民政府的抗日斗争；1936年“两广”事变后分化瓦解了广东广西的抗日势力；同年底蒋介石亲自到西安命令东北军、西北军加紧剿共。同时还派代表同日本签订《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等，对内继续扩大内战，对日妥协的本质暴露无遗。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空前危难之际，蒋介石却在全国各地大中城市中调动军警大肆镇压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12月，在北平残酷镇压了“一二九”运动；1936年11月，在上海悍然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著名领导人沈钧儒等七君子。“七君子事件”震惊中外，更使人民看清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共反人民和对日妥协政策的本质，蒋介石国民党在人民中空前孤立。三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政策日益深入人心。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中国共产党多次发表宣言，揭露批评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支持东北人民抗日救亡斗争，支持十九路军上海“一二八”抗战和福建事变，支持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的抗日斗争以及其它各界抗日救亡斗争。中国共产党全力支持全国各界爱国团体发起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实际行动和1935年中共中央发表的“八一”宣言，深受各界爱国人士、进步团体和抗日军队的欢迎，特别是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更使全国人民和各地方势力派真正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真诚愿望，许多地方军政官员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被李宗仁派到西安的桂系代表刘仲容参加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全过程后诚恳地说：“这次所见所闻确使我十分佩服。共产党和蒋介石有血债深仇，却能以民族利益为重，不究旧仇宿恨，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他还对中共代表说：“共产党人以抗日大局为重，以民族存亡为重，使我十分感动”（《归根》第55、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