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独立时，新加坡处于一种经济萧条、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社会动荡、国际环境险恶的局势之中。然而，经过30余年的发展，新加坡不仅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而且实现了国家现代化，跻身发达国家之列。那么，新加坡为什么能取得这种成就？其成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其答案在于新加坡成功地推行了“生存政策”。新加坡的“生存政策”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安全等多方面的内涵。新加坡的外交政策是其“生存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成功的外交政策及由此而开创的良好的对外关系是“生存政策”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和条件，对整个“生存政策”的顺利实施具有重要作用和影响。 一、新加坡推行“生存政策”的原因及其内涵 1959年，在以李光耀为首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领导下，新加坡取得自治，李光耀任政府总理。1963年，李光耀所领导的政党和自治政府积极推动新加坡与马来亚、沙捞越、沙巴组成马来西亚。李光耀认为新加坡只有合并到马来西亚才能生存和发展。然而，时隔两年，即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被赶出马来西亚而被迫宣布独立。独立对执政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来说是痛苦的、不愿接受而又必须接受的事实。李光耀说：“对此事感到非常愤怒”（注：陈岳、陈翠华编著：《李光耀——新加坡的奠基人》，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第21页。 ）， “对新加坡来说，1965年8月9日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日子”（注：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外交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每当我回顾签署协议， 使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的那个时刻，我们总会感到痛苦。”（注：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第4页。） 然而，愤怒与痛苦只是一种情感，新加坡的独立已经成为事实。如何面对事实，谋求对策，巩固新加坡的独立与生存。这就是李光耀所指明的：“问题是如何谋生？如何生存？这不是发展经济的一个理论问题。这是200万人民生死存亡的问题，我们必须面对1965 年的世界现实”（注：陈岳、陈翠华编著：《李光耀——新加坡的奠基人》，第69页。）。新加坡当时面临的现实就是：新加坡缺乏独立生存与立国的基本条件。这表现为：其一，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的社会，内部各种矛盾尖锐复杂，社会动荡不安；其二，新加坡是一个移民社会，各种族居民只是把新加坡当作居住地，对新加坡缺乏共同的国民意识与忠诚意识，他们在感情上和意识方面只忠于自己的母国或本源国；其三，新加坡没有自身的防务力量，缺乏自卫能力；其四，新加坡经济萧条，贫穷落后，以转口贸易为主，缺乏必需的物质生产；其五，新加坡是一个狭小的城市国家，缺乏自然资源，基本的生活资源水、蔬菜等均依赖进口。对此，李光耀为首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感到前途是渺茫的，新加坡没有腹地，就连我们的饮用水也来自柔佛州，该怎么生存下去呢？”（注：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第10页。）这就是说，新加坡独立后能否生存，成为其面临的根本问题。怎么办？对此，李光耀为首的执政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各个方面采取政策与措施，“制订一整套理论来证明这个城市国家可以脱离马来西亚本土而独立生存。……结果，这个有胆识的人民行动党把它的政策演变成为一般人所通称的‘生存政策’”（注：冯清莲：《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它的历史、组织与领导》，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45页。）。也就是说， 新加坡的首要问题是确保生存，确保生存是新加坡的根本出路。只有生存下去，新加坡才能巩固独立，才能求得发展，才能求得社会进步。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幸福，才能牢固地林立于世界民族国家之列。“‘生存’成为新加坡一切的支撑点”（注：郑维川：《新加坡治国之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页。）。 新加坡“生存政策”的基本内涵是：其一，政治方面，强调精英治国，积极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实行种族平等、宗教宽容政策，促进国内各种族、民族的团结与融合，推行共同价值观念，铸成新加坡国民意识，谋求团结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李光耀指出：“新加坡的生存靠政治稳定、靠高级官员的廉洁和效率。”（注：陈岳、陈翠华编著：《李光耀——新加坡的奠基人》，第104页。）新加坡政府反复告诫国民， 新加坡人民必须团结、忠诚、艰苦朴素，才能“世世代代在这里生存下去，繁荣下去”（注：冯清莲：《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它的历史、组织与领导》，第146页。）。其二，经济方面， 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先导，通过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1968年，新加坡成立了科学技术部，强调科技的重要作用，指出：“迅速而顺利地走向现代化的社会，一定是那些把变革作为现实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迫切需要的和堂堂正正的一项任务加以接受，而不是作为越出常轨、不受欢迎的偏差而尽力加以扑灭的社会。变革，作为一种生活手段，特别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通向建立世界现代科学技术的唯一合理的途径。”（注：冯清莲：《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它的历史、 组织与领导》， 第147页。）这就是说，通过社会变革，建立和发展现代科学技术， 从而实现国家现代化。针对殖民时代形成的单一经济结构即转口贸易对新加坡经济造成的困境，经济部长吴庆瑞指出：新加坡“不能依靠转口贸易而生存”，要“摆脱过分依赖转口贸易的殖民地形态经济结构，为此必须走工业化道路”（注：陈岳、陈翠华编者：《李光耀——新加坡的奠基人》，第67页。）。其三，军事安全方面，加强国防建设，建设一支素质高，装备精良，战斗力强的军队；加强与英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军事合作，建立“五国联防”，争取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寻求安全空间。李光耀形象地比喻：“世界犹如大海，在大海中大鱼可以生存，小虾也可以生存，新加坡将以一条小虾生存于国际大海之中。”（注：陈岳、陈翠华编著：《李光耀——新加坡的奠基人》，第65页。）其四，外交方面，新加坡实行睦邻友好，区域合作，不结盟的中立外交政策，寻求大国均势，为本国生存和发展创造外部条件。 从新加坡“生存政策”的内涵中可以看出，其“生存政策”目的明确，目标简单，正如新加坡学者所述：“这个生存政策有一个单一的目标，即新加坡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其他一切都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注：冯清莲：《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它的历史、组织与领导》，第146页。）但是，新加坡在推行“生存政策”的过程中， 不是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重重困难。首先，解决国内问题与处理邻国关系密切相连。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其内部种族、语言、文化和宗教多元化的情况在世界同类国家中是罕见的。宗教信仰的差异、文化类型的不同、种族语言的隔阂容易产生各种矛盾与冲突。在这些矛盾与冲突中，有关种族居民特别是马来族居民往往寻求其母国或本源国的支持与帮助。这样，新加坡国内问题经常导致与近邻国家的争端，甚至引起邻国的干涉。其次，新加坡居民以华人为主体，而周围邻国当时实行极端的反共反华政策，它们对新加坡的一举一动处处戒备。再次，新加坡发展经济所需要的原料、资金、技术与产品销售市场均需依赖国际市场。面对这些困难，新加坡逐渐解决了这些问题。实践证明，新加坡的“生存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