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城邦，这个互相独立、自给自足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和文化等的实体和希腊主义的象征，自“黑暗时代”末期（约前800 年）始现之日起直到马其顿侵入为止（前338年）的近500年间，一直处于分立之中，即整个希腊史是一部典型的多中心史。关于古希腊城邦长期分立的原因，笔者曾经作过初步的探讨[1]， 下面拟从一种自组织系统理论的观点对此作出进一步新的解释。 1 古希腊城邦史实质上是一部自组织史 古希腊城邦不仅存在时间长久、特色鲜明、影响深远，而且数量众多，前后竞达数百个之多，仅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就研究过150 多个城邦！相对于希腊及其周围的幅员来说，城邦的密度是非常大的。更重要的，几乎所有古希腊城邦（甚至极端的如斯巴达等亦不例外）的来源、内容和性质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从而使古希腊呈现出与其他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不同的特色来。尽管这些城邦长期分立甚至仇视着，但他们都自称自视为希腊人，而且，所有史家无一例外地将所有这些城邦总称为希腊而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区别开来。因此，所有古希腊城邦构成了一个系统——古希腊。 协同学的创始人哈肯H指出：“如果系统在获得空间的、 时间的或功能的结构过程中，没有外界的特定干预，我们便说系统是自组织的。”[2] 古希腊城邦的缔造者多利安人（同时还有特萨利亚人等）不仅入侵的规模而且还有本身的文明程度都远较其前身阿卡亚人（迈锡尼文明的缔造者）为低。因此，他们不可能跨历史地去“继承”和“照搬”其他较老文明甚至被其征服的迈锡尼的专制制度，只能彻底摧毁原有的文明，一切从头开始。[1]这样， 多利安人的侵入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场文明的大灾难，紧接着就出现了希腊史上前后约三、四百年的所谓“黑暗时代”。然而，正如一些史家所言，多利安人的侵入、专制暴君的迈锡尼王朝的毁灭，无疑是出现更加自由文明的希腊城邦制度的必要先导。[3]的确，与克里特、迈锡尼具有最高王权的专制王朝相反， 多利安人在被征服的迈锡尼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许多所谓小王国（其实是氏族或部落的联合体）彼此是独立的，并不存在一个凌驾于各小国之上的最高王权。另外，多利安人的入侵，迫使那些处在迈锡尼文明边缘但未被侵入的地区产生了相应的反应。这些在迈锡尼时代尚未形成国家的后进地区（有的在外族的压力下进行了统一运动，如雅典），与多利安人的小国一样，经历了长期氏族部落的解体，最终形成了奴隶制城邦。所以，古希腊城邦系统的形成是自组织的，动力来自于系统内部，并不存在外界的“干预”或“指令”，即来自于系统之外的或凌驾于系统之上的所谓专制主义或“最高王权”；另外，自赫梯帝国灭亡后的几百年间，希腊人在海外的活动基本上没有遇到过对手，更没有一个外来的霸权威胁其本土的自然发展。至吕底亚王朝兴起及波斯入侵的阴云笼罩之际，希腊城邦的发展已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不仅早已稳固和成熟，而且还联合起来击退了试图凌驾于它们之上的外来的霸权——波斯帝国。对于所有希腊城邦以及它们组成的系统——希腊来说，自由和独立高于一切。因此，无论从古希腊城邦系统的形成还是发展来看，都是自组织的，即演化的动力发源于系统内部，并无外界的特定的“干预”或“指令”。 既然古希腊城邦是一个自组织系统，那么，其演化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又有哪些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决定着其演化的途径呢？ 2 人口压力：“涨落”及其选择 在系统演化过程中，自组织理论还特别强调“涨落”（即对系统稳定的平均状态的偏差或随机性非平衡因素）及其选择对系统自组织演化的动力作用。约前800年的希腊， 由主要建立在氏族或部落基础上的农村公社开始形成更大的政治单位——城邦，城邦的经济基本上是以农业为基础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乎所有的希腊城邦都遇到了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即人口增长的速度大大超过了生活资料的供应。主要是“由于生产力不够发展”[4]。可以说， 古代世界主要以农业为生的民族大多数起初基本上都会遇到人口压力的挑战。对城邦来说，既然“公民权要由一种不可违反的一定的数量对比关系来决定”，[4]那么， 面对人口压力的挑战——来自系统内部的“涨落”，所有的应战——“涨落”的选择方式不外两种：殖民和扩张。方式虽然不同，但最初的目的基本上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来解决过剩人口问题。然而，不同的选择却能导致极不相同的结果。一般地讲，殖民（与代近资本主义以掠夺财富、资源和人力等的意义不同，古代主要是向外移植过剩的人口，因而更接近该词的本意）使城邦制度更加巩固，而扩张则往往促使城邦制度的瓦解，代之以奴隶制帝国，同时也带来了专制主义。 关于何种“涨落”被选择，则与系统的内部结构紧密相关，也与系统所处的外部环境有关。一般地说，人类历史的越早期，地理位置和外界条件对其发展的影响越大；希腊境内贫瘠多山，沿海隔离地分布着一些小平原，有助于形成独立的小政治单位——城邦。更重要者，希腊半岛有着异常优越的航海条件，使得希腊人有可能较便利地找到海外殖民这条解决过剩人口的捷径；又极巧合幸运的是，在古希腊城邦发展至稳定和成熟的最初几百年里（大致在吕底亚王朝兴起及希波战争之前），希腊人在海外的活动基本上没有遇到过敌手，更没有一个外来的霸权威胁其本土的自然发展。古希腊所处的地理和政治上的这种特有的内部阻隔结构和外部畅通环境，决定了大多数希腊城邦在人口压力面前采取的是殖民方式而不是其他，即到海外去发现新的土地来扩张相对过剩的希腊人的生存空间。与希腊相似的例子也有不少，如腓尼基，它位于叙利亚海岸，起初也处在文明边缘的后进地区，极有利的航海条件和基本上无对手的外部环境（前2000年的东地中海和前1000年的西地中海），同样使腓尼基人在人口压力面前采取了海外殖民的方式（后来位于北非突尼斯海岸的著名的迦太基即是其最大的殖民地），其本土大致也处于城邦长期分立的状态之中。斯巴达和罗马则可作为反向比较的例子，更不用说大多数东方国家了。崇山竣岭使斯巴达隔绝于世，它是希腊社会里唯一不靠海的一个城邦，地理上特殊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决定了它在共同的“涨落”——人口压力面前采取了异乎寻常的应战方式或选择：征服它的希腊邻居美塞尼亚人。相形其他希腊诸邦，斯巴达更接近于农业的奴隶制小帝国。它拥有3000平方英里以上的版图，而其他大多数城邦的面积平均不足100 平方英里， 甚至进行过统一运动的雅典最多也不过1060平方英里。关于斯巴达的军国主义，有人试图以其尚武精神来解释。但史实是，斯巴达的生活方式直到前六世纪中叶与其他希腊诸邦也无甚两样。显然更好的解释是，独特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它对“涨落”的选择，而特有的选择又由于其前期城邦发展的惯性——城邦制的排外性决定了它的征服不是无止境的。排外性迫使斯巴达人推行希洛制，而希洛制又把征服者变成了囚徒，变成了尽全力拼搏才能保住征服地位的囚徒了。这样，斯巴达社会生活的诸方面就渐而发生了畸变。因此，其尚武精神应是果而决非因。类似地，早期意大利更宜于农业而不利于广泛的海外贸易，加之较希腊半岛更易受到外族的入侵，历史的结局是，一个位于拉丁姆平原上的城邦——罗马，通过一系列频繁的征战终于扩张而为一个奴隶制的大帝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