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初期美国红色恐慌的特征 1946年尼克松刚刚进入国会的时候，反共情绪正在美国社会上迅速蔓延。不过这在美国倒也不是第一次。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布尔什维克刚刚在俄国取得政权的时候，美国国内就曾经出现过一阵所谓的“红色恐慌”（Red Scare）。 这股“红色恐慌”曾在整个二十年代对美国人的心理产生影响。和二十年代相比，战后初期美国的红色恐慌有下面三个明显的特征。 首先是美国人对共产主义威胁关注的侧重点不同。在二十年代，美国人主要关注的是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异端性。因为当时苏俄受到内战的破坏，忙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所谓的对外输出革命在匈牙利革命失败之后，除了建立一个第三国际，召开几次大会以外也就只是说说而已，所以美国人还没有感到他们的制度受到什么切身的威胁。当时的美国人之所以反对共产主义，是因为它看起来是和美国的理想完全背道而驰的，比如美国人主张民主，共产主义主张集权；美国人认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共产主义主张财产公有；美国人提倡发挥个人主动精神，共产主义要求个人服从国家和集体等等，不过此时美国人仍把共产主义看作只是人类发展道路上的另一种选择，虽然在他们看来这是较坏的选择，但它并不威胁美国的生存，双方完全可以通过和平竞争以分优劣。所以到三十年代大萧条开始时，美国人加入共产党和同情共产主义的人数急剧增多，还有一些人虽然反对共产主义，但也开始建议吸收其中某些合理部分，如将一些社会设施公有化等等，这些人在大学教师中尤为普遍。在当时，尽管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已经存在，但共产主义的幽灵还只是存在于美国人的想象之中，很少有人切身感受到它的威胁。 进入四十年代后半期情况就不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虽然苏联也受到战争的极大破坏，仍坚定地、有步骤地在红军占领的东欧各国建立共产党政权。对三十年代希特勒在中欧所作所为记忆犹新的美国人认为这就是“又一个希特勒谋求世界霸权的前奏”。于是“红色恐慌”再次出现。不过这次的“红色恐慌”与第一次有所不同，其主要特点是美国人开始从实力角度考虑共产主义了。根据1946年为国务院准备的一份民意测验摘要，每5个人中只有1个人认为美国的报纸公正地反映了俄国的形象，42%的人相信报纸所描绘的苏联形象比实际的更为肮脏，只有17%的人相信报纸所描绘的苏联看起来比实际的好。可是，即使如此，早在1945年10月初就有45%的人要求采取更为强硬的对苏政策。 1946年3月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61%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的对苏政策软弱，在8月的民意测验中这一数字增加到63%。（注：Les K.Adler(1991),The Red Image: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Communism in the Cold War Era,Garland Publishing Inc.New York & London,p204。 ）这表明美国人对苏联在对外政策上的行动要比对苏联的内政更为关切。尽管苏联的共产党人在统治他们的人民时或许要比美国报纸所说的文明一些，但他们的对外政策威胁到了美国赖以生存的世界秩序，所以美国就应该反对它，这就是当时美国人的想法。 和第一次“红色恐慌”相比，四五十年代的“红色恐慌”的第二个特点也是让美国人更感到惶惶不可终日的是在美国国内“发现”了共产党的“第五纵队”，而且还是在被视为对国家安全性命攸关的核研究领域“发现”的。1945年，驻加拿大的苏联使馆官员古津科叛变，揭露说苏联人一直依靠间谍网来窃取西方的核研究成果。四年以后，美国破获了一个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一直在活动的盗窃美国核机密的间谍网。据说苏联通过此间谍网获得的核机密使它的原子弹爆炸足足提前了18个月。本来抓住了这些间谍事情就可以到此为止了，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所谓经验教训此时又起了作用。美国人已经习惯于用看纳粹德国的眼光来看待苏联了。在美国人眼里共产主义和法西斯政权的另一项“共同之处”就在于它们的意识形态在别国境内的吸引力和它们对外国代理机构的使用。于是美国人开始对国内的共产党人，对那些向共产党表示或曾表示过同情，甚至只是被捕风捉影地怀疑为共产党的人产生了日益严重的怀疑。对所谓的共产党同路人（注： 英文为 follow—travelers 。这是战后流行的一种说法，它的范围比共产党同情者要广泛得多，还包括某些持和共产党类似主张的人。到后来发展成只要和保守主义者有某些分歧，或表现出一点自由主义倾向，都有可能被视为共产党同路人。）的看法也不再认为他们是被误导的傻子，而是把他们看成是危险人物。《新闻周刊》曾经这样评论说：“几乎从没有这么多的消息经常是通过似乎是无害的共产党同路人而不是通过专业的共产党间谍泄露的，许多亲苏联的同情者在战争期间和战后让自己被对苏联的同情心所驱使。”恩斯特·林德莱在古津科间谍网被揭露之后不久在他的《新闻周刊》专栏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那些没有卷入颠覆活动但他们真正的忠心是属于共产主义的美国公民应该怎么办呢？”他报道说国会议员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并准备在美国对这些人作相应的揭露。（注：Les K.Adler (1991),The Red Image: American Attitudestoward Communism in the Cold War Era,Garland Publishing Inc.New York & London,pp121—122。 ）在这场搜寻共产主义分子及其同路人的活动中充当急先锋的是美国商会，它的一系列反共刊物的发行人弗朗西斯·马修斯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最大的危险是渗入美国政府、劳工组织和大众传媒并在其中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主义者，必须把这批人排斥在政府雇员之外。司法部长汤姆·克拉克对此表示同意。他在1946年对芝加哥律师协会发表的演说中声称：“我们知道有一个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阴谋企图分裂我们的人民，降低我们政府机构的信誉，并导致对政府的不尊重。”因此他建议人们应该了解共产主义的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