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1963年，东西方在欧洲的冷战再次聚焦于柏林，围绕西方驻军在西柏林的去留这一核心问题，以美苏为首的两方针锋相对。与此相关，在对德和约的缔结、柏林的交通管理、东德的承认、德国的统一以及欧洲安全等问题上，双方也各执一词，僵持不下。为了所谓不可退让的利益，彼此都宣称不惜一战，这就造成了危机的局势，即柏林危机。这场危机自1958年11月苏联照会美、英、法三国，提出将西柏林变成非军事化自由城市之时起，时紧时松，持续了近5年之久。 这场危机对冷战的进程，对北约集团内部的关系，尤其是对美德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国外学者对这场危机一直十分关注，从60年代中期至今，有关柏林危机的研究成果源源不断。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8—1963》解密，其中4卷《柏林危机，1958—1963 》档案先后于1993、1994年公开出版，这对研究柏林危机，尤其是研究美国对柏林危机的政策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原始材料。 一、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国外研究柏林危机的状况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西方对柏林危机的研究多以专著的形式出现，强调在美苏对峙的冷战背景下研究柏林危机，挑战与反应是这一时期研究的基本模式，这一模式突出了苏联的威胁及西方遏制苏联扩张野心的必要。由于当时的研究处于东西方冷战这一国际政治背景之下，因此，他们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70年代，西方出版了两部关于柏林危机的专著，它们是罗伯特·斯拉泽的《1961 年的柏林危机》和杰克·希克的《柏林危机， 1958 —1962》。斯拉泽分析了来自苏联方面对柏林危机的影响因素，他认为，苏联领导层在基本政策问题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其内部因此发生了严重分裂，这种状况造成了对柏林危机的影响。在柏林问题上，赫鲁晓夫的副手柯兹洛夫奉行比赫鲁晓夫强硬的路线。斯拉泽进一步认为，柏林危机期间，苏联政策的变动、忽冷忽热的表现以及发出最后通牒又使之延期，这些都是由于克里姆林宫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赫鲁晓夫需要跟领导层内的强硬派协调立场。但斯拉泽孤立地研究1961年的柏林危机，马丁·J.希伦布兰德认为这是不妥当的（注：转引自马丁·J.希伦布兰德主编：《柏林的未来》（Generaleditor:Matin S.Hillenbrand,The Future of Berlin），蒙特莱尔1980年版，第17、13页。）。对此笔者也有同感。希克认为，赫鲁晓夫挑起柏林危机的动机是阻止西德重新武装，尤其是西德的核武装。但由于赫鲁晓夫讹诈的步子迈得太大，在古巴部署导弹，对此，肯尼迪政府作出了坚决的反应，迫使苏联核设施撤出古巴。古巴导弹危机的结局使赫鲁晓夫不敢再在柏林问题上轻举妄动。这样，由于恐惧导弹而引起的柏林危机就由一场真正的导弹危机而结束。希克对美国以谈判为手段处理柏林危机提出批评，并将责任过多地归咎于杜勒斯。他认为美国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率西方盟国参加对苏谈判的，谈判挫伤了大西洋联盟（注：杰克·M.希克：《柏林危机，1958—1962》（Jack M.Schick,The BerlinCrisis 1958—1962）第16卷，费城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07、 240页。）。其实，希克对杜勒斯的批评是不恰当的，因为杜勒斯的国务卿一职早在1959年4月就由赫脱接任，他也于当年5月就病逝了，而当时苏、美、英、法四国解决德国问题、柏林问题的日内瓦外长会议（1959年5月11日—8月5日）则刚刚开始不久。 柏林危机延续的时段长、事件多，便于学者选取其中的某一事件进行详细研究，如迈克尔·比奇洛斯的《五·一节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与U—2事件》（以下简称《五·一节》），德国学者霍诺雷·加塔道尔的《肯尼迪与柏林墙危机》，诺曼·盖尔布的《柏林墙》等（注：诺曼·盖尔布：《柏林墙》（Norman Gelb,The Berlin Wall — Kennedy,Hrushchev and a Showdown in the Heart of Europe），纽约1987年版。）。柏林危机期间当政的西方元首回忆录中对柏林危机也都有论及，如艾森豪威尔的《缔造和平》、阿瑟·施莱辛格的《一千天：肯尼迪的白宫岁月》（以下简称《一千天》）、麦克米伦的《乘风破浪》（注：哈罗德·麦克米伦：《乘风破浪》（Harold Macmillan,Riding theStorm），纽约1971年版。）。 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U—2飞机事件（1960年5月1日）影响较大，因为它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旨在解决德国问题、柏林问题的巴黎高峰会议（1960年5月16日）的破产。对此，比奇洛斯在1986 年出版的《五·一节》一书中认为，艾森豪威尔对派遣间谍机一直疑虑重重，苏联方面也曾几次提出抗议，但在1959年9月“戴维营”会谈期间， 赫鲁晓夫并没有提及这个问题。比奇洛斯的结论是，一定程度上U—2事件破坏了巴黎高峰会议，苏美两国政府对此都难辞其咎（注：迈克尔·K.比奇洛斯：《五·一节 艾森豪威尔、 赫鲁晓夫与U —2 事件》（Michael K.Bechloss,May Day Eisenhower,Khrushehev and the U—2 Affair），纽约1986年版，第125、215、380页。）。 艾森豪威尔在其回忆录《缔造和平》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实行U—2侦察计划实属必要，这是出于对美国安全的考虑。巴黎高峰会议即使举行了也注定要失败，只会给自由世界带来更大的幻灭，赫鲁晓夫将利用这个失败为借口，取消他的莫斯科之行，U—2事件使这更简单了（注：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缔造和平》（Dweight D.Eisenhower,Waging Peace ）， 纽约1965年版，第544、588页。）。对于U—2计划，艾森豪威尔所表现的态度明显比比奇洛斯在《五·一节》一书中所认为的要强硬。但艾森豪威尔却掩饰了U—2事件与巴黎高峰会议破产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