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隆庆撰著的《哥伦布全传》（以下简称《全传》，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皆出自本书），已于1998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该书55万字，共8篇63章，地图和插图58幅，附录4篇，涉及哥伦布家庭世系等。书中设专章对500年来国际学术界的哥伦布研究动态进行了述评， 是一部客观、翔实的传记，体现了我国哥伦布研究的新成果。纵览全书，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严谨的治史态度。国内哥伦布研究，长期以来“囿于资料的贫乏，总的来说……研究不是很深的，与国外同仁的差距也相对较大”（注：冯秀文：《建国以来我国学术界关于哥伦布发现美洲的研究》，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11期。）。自20世纪70—80年代之交起，研究论文增多，并渐有国人著作和译著出版，且有哥伦布《航行日志》等资料公诸于世，从而为哥伦布研究的逐渐深化创造了一定条件。 《全传》指出：“作为哥伦布生平事业史或者哥伦布传记性作品，本质上属于史学范畴”（前言，第4页）。因此， 该书均以哥伦布的《航行日志》和书信等原始材料，以及某些权威性论述为基础，来展现哥伦布生平事业的全貌，只是偶尔为了行文连缀的需要才作某些补叙，但也以时代风貌为依据。同时，该书在谈到哥伦布研究时认为：“事实是历史的灵魂，研究者应该像一个严谨的法官那样去维护客观事实的神圣尊严”（正文，第699页）。正因为如此， 作者才写出了这部较为严谨翔实的传记作品。 第二，浓郁的历史氛围。本书将哥伦布生平事业的一切活动，均置于当时的历史氛围中进行考察，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如在《新时代的黎明》一章中，该书从14—15世纪西欧社会“封建主义危机”和资本主义萌芽所引起的政治经济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变化，及其与欧洲周边严峻形势的复杂矛盾，揭示了“地理大发现”宽广深厚的历史背景，得出了哥伦布这一人物在历史上出现的必然性。在《探险家的摇篮》一章中，该书通过对热那亚2000年地中海的航海传统和200 年大西洋岸边的冒险活动的正面阐述，得出“惟有热那亚，才能产生哥伦布”（第22页）的结论，间接地反驳了哥伦布的“非热那亚籍说”。在其它章节中，本书分别将葡萄牙探险事业和西班牙的收复失地运动，与哥伦布的种种遭遇进行了恰到好处的交叉叙述，展现了哥伦布远航前，其事业所遇到的坎坷经历和他那坚韧不拔、执著追求的顽强毅力。另外，《全传》紧扣文艺复兴的时代脉搏，既指出中世纪宗教传统观念对哥伦布的束缚，又强调人文主义思潮对他的影响。因而，哥伦布的思想观念具有15—16世纪欧洲历史转型时期社会思潮的混合特征。 第三，令人可信的阐释。国外的哥伦布研究，涉及面既广泛又细微。但是，由于哥伦布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研究者对于史料的解释也就显得千差万别。在书中作者随时都说出了自己的见解，特别是一些国外学者未曾涉及又较重要的问题，常常是本书关注的目标。如哥伦布在其《航行日志》序文中说，中国大汗及其先祖曾遣使罗马，希望教皇派遣博学之士前往中国传教。为此，作者考察了从贵由大汗到忽必烈大汗直到终元之世的涉外情况，发现并无其事。因而书中指出，这一说法“显然是把《马可·波罗游记》对元帝国宗教宽容政策的过分渲染，信以为真了”（第174页）。再如，1500年哥伦布被逮捕， 旋即被释放的原因何在？一直是困扰学术界的历史之谜。S.E.莫里森先生也认为是“西班牙的未知数”（注：S.E.莫里森：《哥伦布传》下卷，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96页。）。《全传》联系当时西班牙国内局势， 深入探讨了这一问题。书中认为，当时西班牙正存在一个排外思潮，女王轻信一个关于哥伦布要将新大陆献给母国热那亚的谣言，因而导致了哥伦布的灾难。但在这时，被征服的穆斯林发动了叛乱；沿海民众对逮捕哥伦布也深表愤懑，如果处理不好这一问题，就有可能导致更大的社会动乱。与此同时，塞维利亚财因为释放哥伦布进行斡旋；加害于哥伦布的政治谣言，业已证明纯属子虚乌有。这样，诸多因素共同促使西班牙女王立即恢复了哥伦布的自由。这种将疑案置于具体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所作出的阐释，颇有说服力。 第四，富于理性的辩解。“历史是在时代赋予的条件下发展的，不是按照后人的‘如果’逻辑演变的”（第 494页）。由于时代的局限，1492年之前的欧洲知识界，包括哥伦布和一些权威学者在内，只知有亚欧非三大洲，不知有美洲，他们对于地球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然而，正是由于哥伦布等人的伟大航行实践，改变了人类的地球观念，才使后人对地球有了正确认识。《全传》对于现代某些书中动辄指责和嘲笑哥伦布的言论进行了批驳，并强调指出，今人不可嘲笑古人，更不能潮笑历史。 哥伦布在三航时，到达今天的委内瑞拉东北部的帕里亚湾，他根据当地的自然景观和气象，以及自己的实际感受，提出了地球“梨形说”。哥伦布的这一说法被人嘲笑了500年之久！ 作者在引证近现代权威学者关于地球形状的科学研究事例后指出：“地球科学界认为，地球是一个三轴椭圆体。更有甚者还发现地球有四个棱角……由此看来……哥伦布的梨形说……只是稍许夸张一点罢了”（第516—517页）。又如，哥伦布晚年曾致力于编著《预言书》，国外有的学者简单地斥之为“疯人的胡言乱语”（注：约·彼·马基多维奇：《世界探险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199页。）。《全传》认为， 哥伦布晚年的不幸遭遇，使他理性的思维受到摧折，宗教情感不断骚动。但他并非只是为了在《圣经》预言中寻求精神慰藉，而是希望以此去唤醒“天主教女王”的宗教情愫，关注他所肩负的完成各种预言的神圣使命，从而争取到女王支持他的第四次西航。后来，哥伦布果然达到了目的。类似这种理性的辩解，在书中随处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