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9月25日—29日，正值建国50周年大庆之际， 中国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会世界近代史专业委员会第四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沈阳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各高校、出版社等研究机构近50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上，原会长、辽宁大学王荣堂教授回顾和评述了研究会成立15年来在教学和科研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之后，进行了理事会的换届改选，北京大学郭华榕教授和河南大学阎照祥教授分别当选为新一届理事会会长和副会长兼秘书长。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了深入、细致的讨论。 一、世界史分期及教学改革 贵州师范大学的麻光炳教授首先就世界史分期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由吴于廑、齐世荣先生主编的《世界史》在分期的标准上有唯经济史观之嫌。经济史观并不等于唯物史观，经济的发展虽然是社会变革的基础和杠杆，但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不是纯经济的发展过程，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身不可能自发地导致新旧生产方式的更替，唯有阶级斗争和革命，才会改变社会的性质。因此，在划分历史时期时，不应从经济史观出发，应以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三大部类的辩证综合关系作为划分的标准。 再者， 地理大发现所产生的经济后果也并非在1500年，而是在16世纪的最后10年。对马克思的论述应全面考虑，不可“寻章摘句”，失之偏颇。 河南大学的阎照祥教授认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是两组不同的概念。在历史分期上应遵循相对性的原则，切不可强求一致、统一划分。过去那种把社会形态作为历史分期标准的作法，忽略了历史分期的相对性。各种社会形态的涵义都是不变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而转移，亦不以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而各种历史时期则不然，没有抽象的、永恒不变的、内容固定的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而只有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内容不断变化着的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按照我们通行的观念，古代史应是距当代人较久远的社会历史，近代史应是距当代人不太久远但又非绝大多数当代人所能亲身经历的社会历史，现代史则是与当代人密切关联的社会历史。因此，分期应是相对的。致于历史分期的多样性，不仅不会影响历史学科的稳定和发展，反倒说明历史学科的繁荣兴旺。 河南大学的刘波副教授认为，以往用社会形态作为分期标准，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又无法解答社会主义为什么在经济发展的某些方面落后于资本主义的现实问题。按照马克思当初的设想，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社会主义革命是全球性的。然而，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首先开创了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现实，接着，毛泽东又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显然，再用五种社会形态的“发展观”解释这一切，已难自圆其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实际上就是坚持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发展是历史的必然。所不同的是，人类社会的主体——人，具有主观能动性。每个民族在历史的转折时期，首先考虑的是本民族的利益和传统，其次才会对已有的社会形态进行价值判断，最终作出有利于本民族的选择。无论是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其民族长期摸索、选择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运动是落后国家采取非资本主义方式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特殊方式”（罗荣渠语），是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两种社会制度之一。因此，应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 首都师范大学的赵军秀副教授认为，“吴、齐本”正如它的标题所示，体现了世界由分散到整体的历史过程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地理大发现第一次实现了已知世界与未知世界的接触，殖民掠夺和工业革命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联系，资本输出则使世界经济一体化成为发展趋势，20世纪的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东北师范大学的董小川副教授认为，应借鉴西方国家的三分法，把近现代史分为：现代早期（1500—1789年）、现代（1789—1945年）、当代（1945—至今），并提出教学中应打破近现代史的分界线，开阔思路，扩大视野。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徐奉臻教授主张按现代化理论，把近现代史分为：传统社会、过渡社会、现代社会。 在教育如何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方面，由东北师范大学马世力教授主持、开发的《世界史纲多媒体教学软件》可谓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向我们展示了世界史教学的发展前景。这套10盘装的软件，收集了大量专业教学中所需的文献资料、名词解释、专题介绍、图片、地图、影视录像、题库等基本素材，仅文字说明与文献资料就达数百万字。与会专家学者观后普遍认为，该软件的开发，使过去以粉笔、黑板、挂图为主的世界历史教学，为多媒体的图、声、文并茂的现代化教学手段所代替，加强了学生的时空感和学习兴趣，解决了中国学生在学习外国历史中人物难记、时空模糊、难以接触历史原始资料的困难；同时，使教学信息量倍增，教学内容更加生动、有趣，它预示着21世纪教学改革的发展方向。 二、民族主义的起源及发展趋势 20世纪末是个多事之秋，苏联解体、南斯拉夫战乱不休、非洲种族冲突不断，民族问题再次成为世界的焦点。南开大学的曹中屏教授认为，民族主义不是当代的产物，民族主义的概念几乎与近代民族的概念同时出现。民族主义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意识形态，一般经由民族意识的萌动而形成，有一个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民族主义萌芽于14—15世纪的西欧。16世纪后，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日益成为市民阶级和资产阶级实行政治革命、发动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民族运动的思想武器。此时，民族运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运动，其基本任务是建立资产阶级的统治。英、美、法资产阶级革命无不是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体现，德、意的统一标志着民族问题在西欧已基本解决。此后，民族运动逐渐转向东欧和亚洲。一战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中欧和东欧民族主义的胜利。欧亚大陆产生民族主义的前提条件大体一致，即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其发生的基础，尽管形式上是民族的，但其属性是资产阶级的，为资产阶级所需要。早在近代，民族主义已有了进步与反动之分。一个民族当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处于始初阶段，或当它在政治上处于受压迫的时期，或者当其主权受到威胁的时候，这个民族的民族主义及其民族运动通常是进步的；一个民族一旦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并上升为独立的民族，其民族主义在本国内的泛滥会是有害的，这常常会演变成民族沙文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甚至堕落为反动的民族主义。一战，便是大国“超级”民族主义泛滥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