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波依斯与布克·华盛顿解决黑人问题方案比较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聚国,南开大学 历史研究所,天津 300071

原文出处:
南开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杜波依斯与布克·华盛顿在争取黑人自由平等的目标上是一致的,但在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上却存在着许多原则分歧和根本性的不同。然而,二人解决黑人问题的方案都具有现实合理性和积极意义。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00 年 08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K712.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1 —4667(2000)03—0067—08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黑人历史上的危急时刻,杜波依斯和布克·华盛顿各自提出了一套振兴黑人民族、赢得平等权利的方案,从而引发了一场造成黑人思想界发生严重分裂的论争。理清二人在这场论争中的一致与分歧,对于恰当评价二人的是非功过、加深对美国黑人史和黑人问题的理解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

      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叶,对于美国白人来说,是历史上的“镀金时代”和“进步运动”时期,而对于美国黑人来说,却是一个黑暗时代和黑白种族关系的退步时期。

      在经济方面,黑人处于经济阶梯的最底层。1900年之前,美国90%的黑人生活在南部,其中80%以上生活在南部农村地区[1](p.10,p.13)。内战结束后,绝大部分南部黑人没有资本, 没有受过基本的教育,也没有除田间劳动和家庭服务之外的工作经验。3/4的农村黑人没有自己的土地,不得不作为雇农和佃农出卖劳力,因而常常债台高筑,陷入极度贫困之中[2](p.125,pp.131~133,p.146)。而占南部黑人1/10的城市黑人不得不面对来自欧洲移民的竞争。 许多白人雇主不愿雇佣黑人,宁愿招收欧洲移民代替黑人劳力。大批欧洲移民取代黑人成为铁匠、裁缝、建筑工人、钢铁工人和铁路工人等。内战后机械化和技术革新淘汰了许多传统手工艺,黑人失去了许多传统工作,而且还遭受着白人工人和工会的仇视和排斥,只能从事粗重的劳动和家庭服务等。即使与白人做同样的工作,他们的收入也远远低于白人[3](pp.54~55)。这使城市黑人的生活也十分艰难。

      在教育问题上,黑人的整体教育水平仍很低。表现在文盲率一直很高,1880年为70%,1890年为56%,1900年为44.5%[4](p.286, p.303,p.329)。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白人的种族歧视有关。自殖民地时期以来,反对黑人受教育是南部白人的一贯立场。内战以后一直到20世纪初,白人种族主义者唯一能够容忍的对黑人的教育仅限于教授简单手艺和体力劳动技巧的职业技术教育,以培养农业劳动力和家仆等[5](p.264)。出于奴役黑人的考虑,南方各州压制黑人教育。 这首先表现在黑人与白人儿童教育经费上的不平等。1899年,黑人儿童占南部学龄儿童的31.6%,而其教育经费仅占公立学校教育总经费的12.9%。另外,黑人教师年收入仅为白人教师的1/3。黑人学校学期比白人学校平均短59天[5](p.265)。由于南部白人学校拒绝接收黑人学生,黑人学校多临时设在破旧的教堂和棚屋[6](p.248)。得不到适当的教育使黑人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

      1890~1910年美国南部掀起剥夺黑人选举权运动,使黑人的政治权利被剥夺殆尽。处于那个时代的白人记者雷·斯坦纳德·贝克坦白地说,南部白人从不认为黑人应该拥有政治权利[7](p.241)。重建时期,北部共和党人激进国会用强制力量通过宪法第14、15条修正案,从法律上确立了黑人的公民身份和选举权。重建结束一直到1890年间,南部各州以暴力威胁、伪造选票、篡改票数、临时改变投票地点、不公正地划分选区、复杂的投票手续和征收人头税等手段阻挠黑人参加选举[8 ](pp.212~213)。随后,南部各州变本加厉,以人头税、 文化测验、财产限制、“祖父条款”和白人初选等手段剥夺了黑人选举权。

      世纪之交,白人还在法律上建立起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复杂的种族隔离体系,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州纷纷通过立法规定在火车、汽船、公共汽车和市内电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以及公立学校、居住区等方面实行种族隔离。无孔不入的种族隔离制度还涉及剧院、旅馆、医院、电影院、运动场、售票处、候车厅、饮水处、养老院、孤儿院、甚至妓院和公墓等场所[9](pp.77~102)。1896年, 美国最高法院在“普莱西诉弗格森”一案中确认了南方各州在确立种族隔离制度中的所谓“隔离但平等”的原则。到20世纪初,一堵无形而无处不在的法律上的种族隔离的屏障将南部分成黑人与白人两个泾渭分明的世界,隔离但不平等。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白人对黑人的私刑和暴力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884~1900年,全美遭私刑者为2516人,其中2080人在南部,436人在北部;1678人是黑人,801人是白人。1901~1910年遭私刑者为846人,其中白人92人,黑人754人,91.1%发生在南部州。白人受私刑者从1890~1900年的32.2%下降到1900~1910年的11.4%。私刑日益成为一种“南部现象”和白人种族主义者残害黑人的一个常用手段[2 ](p.85,p.348)[7](p.175)[10](p.269)[11](p.352 )。私刑的主要手段有绞死、枪杀、活活烧死和毒打致死等,极为残忍[ 7](pp.176~177)。另外,世纪之交,频繁爆发的种族冲突, 从另一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南部种族关系的紧张程度。

      同一时期,美国的政客、学者、牧师、记者、文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生物学家、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工作者等都积极参与“种族主义大合唱”,把黑人贬低到劣等于白人、甚至连人都不如的地步,以为白人对黑人的人权和公民权的肆意剥夺和践踏提供舆论支持。托马斯·佩奇认为,新一代黑人懒惰、挥霍、放纵、傲慢无礼、不诚实、缺乏起码的道德修养[12](p.260)。 查尔斯·卡罗尔在《黑人是野兽》(1900)一书中,把白人描绘为“勇敢”、“仁慈”、“文明”的民族,而把黑人说成是上帝造的服务于白人的低级动物,是一种“类人猿”;他们没有任何作为人所应受到的尊重的权利,包括生存权[13](pp.8~9)。 小托马斯·迪克森把黑人诋毁为“千足千眼兽”和“人驴”。他认为黑人与白人“无法在同一个民主制度下共同生活”。白人的种族偏见是“上帝的第一自然法则——自我保存的本能”[14](p.250)。从连篇累牍的种族主义言论中摘取几例就足以说明当时南部白人对黑人强烈的仇恨和根深蒂固的偏见。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