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历史研究》发表了时殷弘和陶文钊关于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研究的两篇争鸣性文章（注：见时殷弘：《美国与现代中国》，《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 陶文钊：《开罗会议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点吗？》，《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 本文讨论的内容还涉及到时殷弘的另一篇论文：《开罗会议和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载《世界历史》编辑部编：《欧美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笔者认为，时殷弘和陶文钊两位同志的文章（以下简称时文和陶文）虽然提出了一些新颖的观点，将太平洋战争时期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但仍存在着一些模糊的认识，有进一步澄清的必要，笔者在此提出，并加以评析，以就教于同仁。 为了便于讨论，笔者首先将时文与陶文的主要观点列举如下。时文说：“我在198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以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为界标，将其（美国对华政策思想）分为前后两个形态：（1 ）‘把中国当大国对待’为核心的形态；（2）以促进苏蒋接近和国共军政统一为特征的形态。”（注：时殷弘：《美国与现代中国》，《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52页。）时文并且认为：开罗会议以后美国不再支持中国成为世界大国（注：《世界历史》编辑部编：《欧美史研究》，第73页。）。针对时文的观点，陶文钊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在抗战时期可以概括为扶蒋容共抗日”，“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是在1944年9月至1945年4月间发生的”，而不是开罗会议。开罗会议以后，罗斯福对蒋介石的态度和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没有根本改变（注：陶文钊：《开罗会议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点吗？》，《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第114、115、119页。）。显而易见，上述争论的焦点是开罗会议是不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点，因此笔者也就此谈起。 一、开罗会议与美国对华军事战略的转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主要从其军事战略出发，逐步形成了战时对华政策。它包括两个目标：一是有效地共同对日作战；二是在战时和战后把中国建成世界大国（注：《赫尔回忆录》（Memoirs of CordellHull）第1卷，麦克米伦1948年版，第1257页。）。 第一个目标是军事目标，第二个目标是政治目标。太平洋战争前期，为了打败日本，美国对华战略主要集中在军事目标上。中国在美国远东战略中的作用表现为：（1）打击和牵制日军，中国战区与太平洋战区互相配合， 彻底击败日本；（2）正如陶文指出， 美国把中国作为两种基地：最后进攻日本本土的基地；对日本进行大规模轰炸的基地（注：陶文钊：《开罗会议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点吗？》，《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第110页。）。美国的这个军事战略在1941年12月美国军方制定的未来对日反攻战略计划中和1943年5 月美国联合参谋部制定并经罗斯福批准的《关于击败日本的战略》中充分体现出来（注：罗马纳斯与桑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llwell's Mission to China），华盛顿1953年版，第357页。马特洛夫：《1943—1944年为联合战争设计的战略计划》（Maurice Matloff,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3—1944），华盛顿1959年版，第136页。）。 鉴于中国在远东击败日本法西斯战争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美国不仅从经济、军事上援华，也从政治上废除中美间的不平等条约，抬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坚定蒋介石抗战的决心。总之，开罗会议前，美国的主要着眼点是中国的军事战略价值，而政治上的目标——“把中国当大国对待”（注：罗马纳斯和桑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62页。）的政策——是服务于其军事目标的。 1943年11月召开的开罗会议是二战期间唯一的一次有中国首脑参加的大国会议，罗斯福在会议上制定的对华政策无疑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开罗会议及随后召开的德黑兰会议制定的战时军事方案有两点对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苏联正式表示未来将参加对日作战；二是中印缅战区的“布坎尼尔”两栖战役被取消。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意味着中国在最终打败日本过程中的作用大大下降（但并非不重要）和苏联在战后作为远东大国将再次出现。布坎尼尔两栖战的取消再次降低了中国战区的重要性。这两项军事决定连同这一时期美国军方正在酝酿的以中太平洋而非中国作为进攻日本的主要基地的方案使中国的战略地位急剧下降。因此，不管罗斯福对华战略转变是出于情愿或不情愿，中国在开罗会议后战略地位大大下降是显而易见的。开罗会议是美国对华军事战略转折的起点。 不过，美国放弃中国作为进攻日本的主要基地并不意味着放弃中国战场，陶文提出的美国压蒋介石发动滇西反攻战和增加对华援助的原因是美国仍将中国作为牵制日军的一股力量，同时防止中国战场崩溃，但这并不能改变美国已放弃中国作为进攻日本的主要基地与美国对华军事战略转变这一事实。无论如何，中国的战略地位无法与开罗会议前同日而语，从这个意义上说，开罗会议是美国对华军事战略转折点一点也不过分。美国著名史学家罗马纳斯和桑德兰以及巴巴拉·塔奇曼都认为开罗会议是中美关系史的“分水岭”或“转折点”，也应当是从军事意义上来分析的（注：罗马纳斯和桑德兰：《史迪威指挥权问题》（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llwell's CommandProblems），华盛顿1956年版，第49页。巴巴拉·塔奇曼：《1911—1945年史迪威和美国在华经验》（Barbara W.Tuchman,Stil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1945），纽约1972年版，第524页。）。 二、开罗会议以后美国的中国大国地位政策 扶持中国成为世界大国是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政治目标。开罗会议以前，为了鼓励中国抗战，罗斯福就不断抬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正如国务卿赫尔在1943年10月莫斯科外长会议上指出，“中国在战争中已作为四大国之一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现在……将它摒弃，完全有可能在太平洋地区产生极其可怕的影响，不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如此。”（注：《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282页。）在开罗会议上， 罗斯福把美国的中国大国地位政策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这不仅是因为会议上发表了维护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开罗宣言》，还因为中美首脑会晤的象征意义与罗斯福亲自向蒋介石表示希望中国成为四强之一（注：詹姆斯·伯恩斯：《罗斯福：自由战士》（ James M. Burns, Roosevelt:Soldier of Freedom），纽约1970年版，第404页。）。因此，开罗会议的结果虽然使中国的战略地位下降，但中国的国际政治地位并未受到影响，这主要是因为罗斯福开始更多地从战后政治合作的角度来考虑对华政治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