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注: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1917年生,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所著《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注:《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 The Rise of the West,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3年,1991年新版。)是一部在西方史学界影响巨大,并具有承先启后作用的“整体世界史”(world history)著作。 可以称之为“世界史”的著作有数种。一是在统一的体例下,由多位专家合作编撰的国别史、地区史与断代史的多卷本总集,如《剑桥世界史》系列、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等。也有一些是简明概要的世界史读物或教科书。另一类则是由对世界整体历史有独到研究思考的学者,在对世界史各领域研究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所撰写的体现了那个时代重要的思想、学派的世界历史观和世界史整体研究水平的著作,并非国别史、断代史的一般性编纂。《西方的兴起》就属于这类具有独创意义的“总体世界史”(universal history)著作。 这类体大思精、具有世界性眼光的史作古已有之。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中国司马迁的《史记》被公认为是其伟大的开端,这种史学传统经历代各国延续至今,产生了一系列辉煌的史学名著。对于《西方的兴起》这部著作,也应当放在20世纪世界形势的变化和西方史学发展的总趋向中讨论其重要意义。 西方史学在19世纪起逐步形成有着系统研究和教学规范的学科,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也造成了其局限和缺陷,即“西方中心论”和狭隘的民族国家立场,将历史学变成了西方发展扩张史和宣扬个别民族“优越性”的国别史,而漠视世界其他地区与文明的历史和世界人类整体的历史。并且注重于以文件材料为依据的政治史和重要人物事件的历史,而忽视了经济、社会、科学文化发展史和普通民众的历史。由于社会科学和哲学在19、20世纪之交的迅速发展,也由于考古学、人类学在世界各地的新发现和新成果的影响,在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一批从不同于传统史学的角度研讨论述整体世界史的著作,如以独特的历史哲学思考论述人类各文明历史进程的斯宾格勒(Spengler,O.)的《西方的没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和汤因比(Toynbee,A.)的《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思想新颖、文笔生动的威尔斯(Wells,H.G.)的《世界史纲》(The Outline of History)、房龙(Van Loon,H.W.)的《人类的故事》(The Story of Mankind)、威尔·杜兰( Will Durant)的《文明的故事》(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等。这些著作在西方思想文化界有相当大的影响, 但在专业史学界却未被广泛接受。史学家往往认为,它们从史学研究的角度而言失之空泛或肤浅,不符合史学研究的规范,并且其论述多有偏离史实之处。许多人更认为从专业史学研究的角度而言,除了教科书和多人合编的通史而外,撰写“整体世界史”是不切实际的。当代西方史学家中第一个作了这种实践并获得巨大成功的就是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 麦克尼尔毕生致力于历史教学与研究,长期在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任教,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他在1949 年撰写的《西方文明史纲》(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A Hand-book), 半个世纪来多次修订再版,成为西方最畅销的教科书之一。他有关中世纪欧亚大草原、中世纪威尼斯的商贸枢纽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英、苏三国的合作与斗争的专著,(注:McNeill, W. H.,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A Handbook,Chicago,1949,1986(《西方文明史纲》,新华出版社,1992年);The Europe's Steppe Frontier,Chicago,1970;Venice,the Hinge of Europe,1981—1797,Chicago,1974; America,Britain and Russia:Their Cooporation and Conflict,1941- 1946,Oxford,1953.)也为史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经常引用。但麦克尼尔称自己从1936年起就开始构思一部综述世界各文明自古至今相互影响的进程的著作,即于1954年才动笔,1963年出版的这部《西方的兴起》。这期间的27年,世界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两大阵营的“冷战”对峙,亚非众多国家摆脱殖民统治而独立和兴起,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这些使全球各地的联系远比以前密切相关。在这种巨变形势下,社会科学的重大发展进一步影响了史学研究,如社会科学类型模式与比较方法的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思想在学术界影响的加强,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新进展和新理论层出不穷,西方专业历史学界如“年鉴”学派、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等也已取得显著成就,处于头号“超级大国”地位的美国也有了对一部新的整体世界史的需求,因而《西方的兴起》的出版就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和获得了较高的评价。 曾对此书的写作提供意见的汤因比说:“《西方的兴起》是我所知道的叙述形式的世界史中写得最为清晰透彻之作。我确信任何读这本书的人,将会对造就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进程,获得更深邃的洞察力。”而对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持强烈批判态度的英国史学家特雷弗·罗珀(Trevor-Roper,H.R.)也认为:“这不只是一本最有学识和最有见地的书,它也是曾经出版过的叙述和解释整个人类史的书中最具吸引力的,阅读这本书是一种令人非常满足的体验。”(注:见McNeill,W.H.,The Rise of the West,Chicago,1963,简装本封底页。)《西方的兴起》的发表被西方史学界认为是开创了世界史研究的一个新时期,是专业历史学家写的第一部综合世界史。 (注:Manning,P.,World History,Modern and Ancient:The LiteratureWe Inherit.)十几年后,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Barraclongh,G.)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说:“近年来在用全球观点或包含全球内容重新进行世界史写作的尝试中,恐怕要以L.S.斯塔夫里亚诺斯和麦克尼尔的著作最为著名。”(注:巴勒克拉夫·杰弗里:《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245—246页。)而斯塔夫里亚诺斯(Stavrianos,L.S.)在其1970年出版的《全球通史》中也首先提到了《西方的兴起》这本书的重要意义。(注: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60—61页。)三十多年来,《西方的兴起》多次再版,在西方众多的史学著作、史学评论和史学史中常常被论及和引用,有人将麦克尼尔与斯宾格勒、汤因比并称为“20世纪对历史进行世界性解释的巨人”。有的则认为《西方的兴起》开创了宏观历史社会学研究和当代历史比较分析论著的先河,此后如沃勒斯坦(Wallerstein,I.)的“近代世界体系”论,安德森(Anderson,P.)的各社会与国家的“过渡”“系谱”论,沃尔夫(Wolf,E.)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民族”间的关系论著, (注:Wallerstein,I,The Modern World System,Vol.I,1974,VolⅡ. 1980,VolⅢ.1989.(华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三卷),郭方等译, 中国台北桂冠图书公司, 1998 年)。 Anderson,P., 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London,1974.Anderson,P.,Lineagesof the Absolutist State,London,1974.Wolf,E.R.,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Berkeley,1982.)写出了篇幅与范围类似于《西方的兴起》的著作并取得了重大成就。我国老一辈世界史学者在《西方的兴起》发表后也注意到并有过介绍,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我国读者对此书及20世纪中期西方史学的发展了解较少,因而有必要对《西方的兴起》在写作和思想上的独到之处及在西方世界史著述上承先启后的作用和麦克尼尔的史学思想与成就作一些分析和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