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1月30日苏联发动对芬兰的军事进攻，苏芬战争爆发。这是苏联继1939年9月17日出兵波兰东部之后， 为确保自身安全而对邻国采取的又一军事行动。苏联的行动受到了世界舆论的普遍谴责。英国在事态发生后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采取了较为谨慎的外交政策，虽然支持国际联盟开除苏联的决议，但反对制裁苏联，从而为日后英苏联合抗德奠定了基础。本文拟通过对英国政府外交决策过程的初步考察，深入探讨其决策的真实动机与影响。 一 作为苏联筹建东方战线的重要步骤之一，苏芬战争的爆发本质上是苏联在二战之初所采取的“避战自保”政策的必然产物。 1939年8月23 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定是苏联外交政策由积极倡导集体安全、筹建反德联盟转变为消极的避战自保，进而与德国妥协、划定彼此势力范围的标志。依据该约所附秘密议定书，芬兰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划归苏联的势力范围（注：1939年8月23 日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议定书》曾就苏德两国在“东欧的势力范围的界限问题”达成以下协议：“属于波罗的海国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地区如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动时，立陶宛的北部边界将成为德国和苏联势力范围的界限。”载齐世荣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第一分册，173～174页，商务印书馆，1998。）。二战爆发后，苏联为确保自身安全，急于加强西北部国防，其主要措施是利用苏德有关秘密协议，通过一系列军事和外交手段，落实和加强对划归苏联势力范围的地区的控制。1939年9月17 日苏军出兵波兰东部就是上述行动的第一步。10月初，苏联又开始与芬兰及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进行谈判，希望以和平方式实现其战略目标——御敌于国门之外。用苏联驻芬兰大使的话说就是：“红军将不会呆在边界等待敌人，而是会尽可能远地前去迎击他们。”（注：萨蒙：《大不列颠、芬兰、苏联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Salmon,Great Britain,the Soviet Union and Finla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cond World War），载希登《波罗的海地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Hiden,The Baltic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Second World War），97页，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 苏联的战略设想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没有遇到阻碍，到10月底，通过与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三国分别缔结互相条约，苏联先后获得了在上述三国驻军的权利。然而，苏联有关调整苏芬边界以及租借芬兰军事基地的要求却遭到芬兰政府的抵制，11月13日苏芬谈判破裂。苏联决定动用武力解决问题。11月29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发表广播讲话，指责芬兰在谈判中采取的“不妥协和敌对态度”导致了谈判破裂，宣布苏联需要“立即采取行动以确保国家的外部安全”（注：甘顿宾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文件 1931—1941》（Gantenbein,James W.,Documentary Background of World War Ⅱ,1931—1941），602页，纽约，1948。）。次日凌晨，苏军兵分八路越过苏芬边界，苏芬战争爆发。 二 苏联进攻芬兰的消息在英国掀起一股反苏的狂潮，要求与苏联断交或开战的论调不时见诸报端。英国驻芬大使斯诺甚至建议政府与日本和意大利组建军事同盟，共同进攻苏联（注：《英国外交事务文件：外交部绝密报告与文件》（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cal Print），第2部分，第F辑，第67卷，321、322、329、329、325—6、328、330、342页，美国大学出版公司，1997。）。然而，英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却从一开始就采取谨慎态度。 12月2日，英国战时内阁第一次正式开会讨论苏芬战争问题。 鉴于国内舆论，内阁首先就是否公开谴责苏联问题达成了一致：“考虑到苏联在芬兰的行动与德国入侵波兰的相似性，要想避免更加明确的谴责在政治上将会是困难的。”但是内阁对苏芬战争的后果并不感到过分忧虑，与会大臣一致认为苏芬战争对英国没有“直接影响”。当天的内阁决议指出：“如果俄国人的侵略发生在东南欧，那么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都将不得不向它宣战。 ”（注：内瓦基维：《未发出的呼吁》（Nevakivi,The Appeal That Was Never Made），43页，伦敦，1976。）言外之意是内阁并不认为芬兰值得英国为之与苏联发生冲突。12月3日，首相张伯伦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表明了自己对苏芬战争的真实看法：“我同任何人一样对于俄国人的行动感到愤慨，但我必须要说的是，我不认为盟国的事业会因此而受到伤害。”（注：法伊林：《内维尔·张伯伦的一生》（Feiling,The life of Neville Chamberlain）， 427页，伦敦，1947。）从上述立场出发，英国政府在应付苏芬战争问题上采取了两面手法，一方面顺从国内舆论，对苏联的行动大加声讨，承诺对芬兰提供援助；另一方面极力左右舆论导向，压制有可能引发英苏冲突的主张。英国新闻司官员海格事后承认，英国政府当时控制舆论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驳斥那些认为“俄国已成为头号公敌，来自俄国的严重危险达到如此的程度，以至于德国的危险已经可以忘记”的论调（注：萨蒙：《大不列颠、芬兰、 苏联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Salmon,Great Britain,the Soviet Union and Finla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cond World War），载希登《波罗的海地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Hiden,The Baltic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Second World War），97页，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12月9日， 英国政府明确表示，除非苏联在进攻芬兰后再进攻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国家，否则“不存在任何充分的根据来改变我们避免与苏联作战的政策”（注：伍德沃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外交政策》（Woodward, 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18页，伦敦，19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