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5574 （2000）01－0013－07 在当代俄罗斯历史编纂学中，对前苏联时期一些重要历史问题争论激烈，提出了很多研究的新观点、新方法和新视角。20年代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就是其中一个复杂而又发人深思的问题。 新经济政策产生于尖锐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危机之中，它的出现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是作为狭义上的反危机纲领出台的还是广义上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怎样看待20年代新经济政策的性质？它与今天的改革存在怎样的联系？如此等等。正确理解新经济政策的产生及其实施，在苏联史的研究中是很重要的，因为那些年代存在和经历过的一些问题，正或多或少地再现于今天的经济政治生活中。 一、新经济政策：反危机纲领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 1921年初，国内战争结束了，苏维埃政权支撑了下来，不过国家的状况却变得更为严峻了。国内战争时期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支撑了战争，但却导致了经济的全面瓦解和生产的空前衰退：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全国总播种面积锐减，1920年农业的总产量不足1913年的三分之一；国家利用对农产品分配的垄断，只允许农民交换少得可怜的几种工业品；商品的严重匮乏及物价之昂贵使农民对出卖产品不感兴趣，况且任何剩余农产品都将被没收。余粮收集制导致了农民同市场的隔绝及向自然经济的回归。 农村的不满情绪逐渐增强，他们由对征粮工作队的不满渐渐发展成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1918年全国发生了245 起农民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动；1919年有些地方甚至整个区都被农民起义军控制，起义队伍有时多达数万人；1920年在西西伯利亚、坦波夫和沃罗涅日省活动着数十支起义军；1921年春夏之交伏尔加河流域又发生了粮食危机，俄国面临着饥饿的威胁。 城市的状况也不比农村好。1921年初，粮食紧缺和歉收的后果也反映到工业中：许多工厂由于燃料不足而关闭，大量工人流散街头，其中很多人回到故乡农村去寻找给养，工人人数锐减过半。面对经济和社会的困难，工人中间的紧张气氛也加剧了。1920年10月，当时最大的机器制造厂彼得格勒普梯洛夫工厂发生工人骚乱。1921年3月， 曾经是十月革命先锋队的喀琅施塔得工人和水兵爆发起义，组织了临时革命委员会，希望把起义推向首都。他们要求通过秘密投票的方式改选苏维埃，社会革命党甚至提出“自由苏维埃”和“没有共产党人的苏维埃”的口号。喀琅施塔得事件使布尔什维克面临失去政权的威胁。 1921年3月，俄共第十次党代会在莫斯科举行。 会议就两个重要问题作出决议：禁止党内派别活动（这个决议后来长期决定和影响着苏联的政治生活）；取消余粮收集制，代之以粮食税，也就是说，停止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在1921年3月出台于尖锐的社会、经济、 政治危机发生之后，它究竟是作为什么出现的？它仅仅是狭义的反危机纲领还是广义的在商品货币关系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案呢？经济学博士С.В.察库诺夫认为，失去政权的威胁推动了列宁向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转变，“象接下来1921年春夏发生的事件所显示的那样，领导集团的行为是一种即兴之作，缺乏明确的深思熟虑的计划。”（注：Ю.Н.阿法纳西耶夫主编：《苏联社会：产生、发展和历史结局》，莫斯科1997年版，第60页） 新经济政策出台之仓促使领导集团无法准确估计“向新经济政策退却”的思想将怎样付诸实施，因而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和思想问题，在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中出现了恐慌。一些县的党组织甚至认为，列宁提出的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措施是向资产阶级投降。这一时期退出俄共（布）的党员人数急剧增加。农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Н.Н.奥辛斯基在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指出：地方上对新政策掌握得不好，首先是对新方针的本质不明确，“一些人认为，我们正在走复辟资本主义关系的道路，另一些人则相反，认为这只是装装样子的政治手腕而已（例如，叶列茨基县党组织的工作人员曾偷偷地笑着问过我：‘秋天将会恢复征集制吗？’）”（注：Ю.Н.阿法纳西耶夫主编：《苏联社会：产生、发展和历史结局》，莫斯科1997年版，第60页）。基层党组织中存在反对和拒绝接受政府新方针的倾向，原因是政策突然变化，一大堆法令混乱、繁复，又经常出现各种各样的传闻和谣言，用当时莫斯科党组织一位领导人的话说，“公布的法令甚至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目的，也惊讶它所产生的结果”。（注：Ю.Н.阿法纳西耶夫主编：《苏联社会：产生、发展和历史结局》，莫斯科1997年版，第69页） 除了思想上的模糊，还存在实实在在的困难，即缺乏实施新政策的管理机关。没有谁可以依靠，只能靠原来的粮食工作者，而他们又肩负着取缔余粮收集制的任务。向农民解释清楚现在是实行粮食税而非余粮收集制本身，就是件困难的事情。市场已经恢复，它本身的自发力常常违反政府的指令，布尔什维克往往不能控制新政策在地方贸易流通领域的实施，无法达到党的十大所预想的结果。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后列宁发现，“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