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文化“希腊化”辨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春梅,吉林大学 历史系,吉林 长春 130012

原文出处:
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哲社·汉文版

内容提要:

亚历山大征服埃及后,希腊文化大规模入侵埃及,传统的观点认为,托勒密统治埃及时期,埃及文化被“希腊化”了。针对这一说法,考察这一时期埃及文化各要素的发展状况,其结论是:所谓埃及文化“希腊化”仅“化”在表面,埃及人对希腊文化只是浅尝辄止,他们仍固守着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希腊文化虽对其产生影响却没有深入其中,因为文化融合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是多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00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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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41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267(2000)01—0020—05

      一

      公元前332年到公元前30年, 希腊人统治埃及的这一时期被看成是埃及文化的转型期。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埃及人背离了三千年的法老传统,迷失在希腊文化之中。十九世纪的某西方学者对此用“希腊化”(HELLENISM)一词加以概述,自此,学术界多沿用这一说法。 其实“希腊化”这一概念颇具争议。但许多学者认为埃及文化被“希腊化”了。

      “希腊化”的概念是西方学者针对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整个地中海世界的文化状况而言的,除埃及以外还包括希腊本土的安提柯王国和小亚西亚的塞琉古王国以及周边小的邦国。或许从宏观的角度考察,文化的发展呈这样一种态势,但地中海周边如此广大的一个区域,各民族发展进程又不同步,历史文化传统也千差万别,加上希腊征服者对各自统治的王国采取不同的文化政策,其中的情形错综复杂,仅以“希腊化”这一笼统的概念就把文化发展的千差万别涵而概之,恐怕有失史学研究的严谨。具体的问题应具体分析,这一时期就埃及文化而言,用“希腊化”的概念加以定义就有失偏颇。那么,我们不妨具体看一下所谓的“希腊化”究竟“化”到什么程度。

      二

      (一)埃及人学希腊语,但掌握的程度参差不齐

      托勒密王朝时期(公元前323年, 亚历山大的部将托勒密继承对埃及的统治,史称托勒密埃及,这一王朝一直延续到公元前30年),希腊语替代世俗体埃及语成为官方语言。在王朝初期,上层官员的任命都来自于说希腊语的上层精英,埃及人最多担任乡村一级的职务多于特权的下层官职。对埃及人来说,要想跻身上层社会,加入到统治集团中去,就必须学好希腊语,因此,上层埃及人努力学习希腊语,还入体育馆接受希腊式的教育,仿效希腊人的生活方式。有些人十分成功,能用希腊语流利的交谈和书写,他们逐渐得到希腊统治阶级的认可,到王朝中后期,政府机构中的埃及人多了起来,许多埃及人成为政府要员,拥有不菲的资产,甚至那些并不富有的埃及人,也占据政府中下层官职。〔1〕埃及人在走入希腊上层社会的同时,也把他们的文化背景带入到希腊人中间去。

      诚然,有人掌握希腊语,但在埃及占多大比例呢?所有的资料显示,他们只是人口的少部分。具体的数字统计无法做到,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加以估算。公元前二世纪,在奥克昔恩彻斯(OXYRHYNCHUS )—中埃及较大的城镇—四千多份“谷物销售”申请表中,有三分之二的申请人不懂希腊语。〔2 〕如果这个申请表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大城市中男性公民的读写率的话,那么,可以毫无疑问地说,整个埃及的比例会远远低于这个数字。因为妇女受教育的机会向来少于男子,古埃及社会也是如此;另外,环境闭塞、观念保守的乡村,懂希腊语的人更是寥寥无几。

      懂希腊语的埃及人的水平也参差不齐,有的可流利的读写,借以升迁;有的只能算是“半文盲”水平,他们称自己为“慢写者”,他们只能在文件的末尾签上自己的名字,可能至多能粗略的读懂希腊文,超出这个能力就相当困难;大多数埃及人应当称为希腊语的文盲,对希腊语一窍不通。他们也有其特殊的方式解决生活中的难题,有职业书吏为他们书写文件、合同。在官方文件中经常出现这样的话语:“某某代我书写,因为我不懂如何书写。”〔3〕这人不会书写的显然是希腊语。

      希腊语虽有一定的市场,却根本无法排挤掉埃及语的普遍使用。官方的正式用语虽为希腊语,但绝大部分官方文献都是希腊语和埃及语并存,如世俗体埃及语的赋税收据或合同都附上希腊语的签条,反过来也是一样。希腊语在官方文献中尚未占据绝对优势,更不用说深入推广到普通埃及百姓中间去,与他们的母语相抗衡。埃及人学希腊语为功利的目的所驱使,并无兴趣探讨语言背后的深层文化内涵。

      (二)相互通婚形成希——埃家庭

      亚历山大帝征服埃及之后,地中海周边的民族大量涌向埃及,其中以希腊—马其顿人为主,这股移民浪潮一直延续到公元前三世纪末。〔4〕这时社会呈现一种稳定状态,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血统融合, 大规模希腊人和埃及人通婚,一般情况是希腊男子娶埃及女子为妻,形成希—埃家庭。这种家庭越来越常见,我们可以通过纸草文献中出现的名字加以证实,一个家庭中经常出现希腊名字和埃及名字共存的现象,而且两种名字出现的频率几乎一样。〔5〕那么, 这种家庭的后代的文化归属指向何方?两个民族相互通婚只是民间自发,并非政府有意鼓励。希腊统治者对这种婚姻虽未严令制止,也没表示出支持的态度。在亚历山大里亚,希—埃这种婚姻一直也没有得到法律上的许可。因为这种婚姻的后果是希腊人的血统不再纯正,希腊人的文化传统遭到冲击。

      希腊文化最初在家庭中显现出优势地位,但随时间的流逝,希腊的文化特性减少,埃及的文化特色显露。希—埃家庭的第一代子女可以说希腊语,接受希腊式的教育,但他们的埃及母亲有意无意对子女产生影响,他们因此也获得埃及文化的行为规范,他们不可避免接受的是两种文化。但在以后的几代,他们身上的希腊文化特性将大打折扣,埃及的文化气质要远远超出他们的父亲。这并非作者的主观臆断,这与希腊人的人口数和分布情况有关。虽然有大批的海外移民移居埃及,但从人口比例来看,希腊人依旧是少数民族,埃及人和希腊人的比例是8∶1,埃及人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6〕另外, 希腊人并不是住在自己自足的与埃及人完全隔绝的独立区域,他们散居在当地人中间。〔7 〕居住的分散就不能积聚较大的力量与埃及文化抗衡,他们处于埃及人的包围之中,难以保持原有民族的文化特色。对于希—埃家庭的后代来说,通晓埃及语更扫清了与埃及人交往的障碍,来自家庭的那点希腊文化函养根本就抵挡不住大的社会文化氛围的熏染。加之从公元前三世纪末起,随着埃及的逐渐衰落,政府对希腊文化的扶持力日渐减弱,希腊人和埃及人的地位渐趋一致,他们无力也无须坚守传统的阵地,希腊文化特色渐渐从他们身上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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