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主义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德国兴起的一股政治思潮。它存在的时间虽短，但所蕴含的能量及破坏作用却殊为巨大，以至于人们始终把它视为人类历史中的一个怪胎。即使在史学研究中也总是习惯于从德国人特殊的历史和性格中去寻找纳粹主义的渊源所在，这一思路固然可以说明纳粹主义为什么会发生在德国而不是其他国家，却不能完整地揭示“纳粹主义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根本问题。难道狂热的纳粹运动仅仅是一个民族成长过程中所犯的一个错误吗？难道一场几乎要毁灭全人类的大战仅仅是个别人抑或个别民族头脑发昏的结果吗？当然不是。 笔者认为，纳粹主义在人类历史上有着深刻的渊源，它既和当时的社会运行失调陷入危机有关，也可归咎于资本主义上升过程中种种潜在的流弊，还能从人类心灵的终极关怀上寻根溯源。只有当这些因素同德国本身的特殊品质结合在一起，纳粹主义才真正具备产生的条件。故此，本文试图从三种不同的时段出发来探讨纳粹主义的这一“原本现象”（歌德语）。 一、短时段观察：20世纪初结构转型的副产品 首先从50年之内的短时段进行考察。从德国统一到纳粹运动兴起这短短的50年中，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结构转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资本主义从自由放任型经济逐步走向垄断；国际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打破了欧洲均势；民族问题在移民浪潮的推动下显得日益突出。 这些变化给人类社会各个层面都带来不小的冲击，也由此，纳粹主义有了滋生的土壤和环境。从政治层面来看，德国统一的完成给英国制造了一个可以相匹敌的对手，从此之后，英德矛盾成为欧洲外交史上的一条主线，围绕这条主线双方展开了包括殖民地掠夺、海军军备、同盟伙伴等各方面的竞争。此外，“欧洲大多数强国都卷入了关税战和对外国市场的竞争”（注：（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1月第一版，第579页。），这同样在无形中造成分歧的扩大，最终酿成了1914—1918年的一战。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欧洲出现的那种形势是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历史出发点”（注：（德）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7 月第一版，第394页。）， 希特勒正是利用了德国人对凡尔赛和约的极度仇恨才得以点燃极端民族主义的熊熊烈火。 再从经济层面来看，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取而代之的是以“垄断”为特征的现代经济。这种转变是如此的悄无声息以至于人们在思想上丝毫未作任何准备。传统的自由放任理论认为“国家应不介入冲突”，而且“人应该绝对自由地互相竞争”（注：（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商务印书馆1996年9月第一版，第43页。）。但进入20世纪以后，大型垄断组织为维持自身的高额利润而消除竞争双方的平等条件，“绝对自由”则被完全抛弃。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的思维仍停留在19世纪，结果造成干预不力，使得垄断企业在迅速提高生产率、急剧扩大商品生产的同时却忽视了购买力低下这一客观现实，再加上银行系统的不完善，终于引爆了1929年的经济崩溃。而这场大萧条“是使希特勒的政治命运起变化的直接、首要的原因”（注：（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702页。）， 纳粹运动能奇迹般地获得重生，与这一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缺陷不无关联。 在社会层面上，垄断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通过“排挤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得小生产者加剧分化”（注：齐世荣主编：《精粹世界史-法西斯运动和法西斯专政》，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年5月第一版，第155页。）。本来，中产阶级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能够对社会的稳定与整合起重要作用，但当这部分民众面临分化、堕入无产阶级行列的危险之时，不满、仇恨、敌对的情绪立时破坏了社会的整体和谐，而犹太移民的介入成为这些情绪的矛头所向，绝望的人们于是对宣扬反犹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纳粹党大为倾心，转而奉纳粹主义为圭臬，给纳粹运动提供了最有力的舆论支援。 二、长时段观察：15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罪恶的泄洪口 如果把研究纳粹主义的尺度再往前延伸500年， 以一把长时段的放大镜来透视这股思潮，会发现纳粹主义实际上又是资本主义罪恶在经历无数次内部调整后最终喷发的一个泄洪口。 民族主义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一系列变革中曾经充当着鼓手的重要角色，它肇始于英法等一批民族国家构建之际，经由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在德国勃兴（注：Gustav Stopler:《The Germany Economy,1870 to Present,trans.by Toni Stopler》(New York,1967),p.7.）。但随着历史的演进，这层进步的面纱逐渐被剥下，新兴民族国家不仅滥用民族主义的能量，更使之走向了极端。在法国大革命中，人们已经可以约略看出危险的隐患，而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则真正把民族狂热推向极致，还贴上了种族主义的标签。于是，民族主义这一“近代尚未完全理性的承认形态”，成为“本世纪最大冲突的泉源”（注：（美）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一版，第11页。）。 与此相类似，资本主义的另一个产物——现代国家，同样具备了双重属性。民族主义的反省发展了国家的威力和权限，资本主义国家在这种“威力”和“权限”的支配下确立了先进的统治手段，形成一套高效率的官僚体系。然而，在对外政策上，现代国家却始终奉行利益至上的原则和权力主义的立场。即便是以民主、自由自居的理想王国也不得不屈从于权力至上的竞争法则，纳粹主义恰恰就继承了这套法则的精髓并使之得到完整的贯彻。于是，“权力和意志比理性或平等更受推崇”；所以，“战争是正常状态，而非异常状态”（注：（美）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一版，第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