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于1989年11月9日夜间、10日清晨倒塌， 是“冷战”结束的明显标志：东德制度的崩溃和德国的统一都是不可避免的。 体现欧洲分裂的柏林墙是如何建造的？哪些人参与讨论？是如何讨论的？建造它的决定是如何作出的？ 苏联和东德领导的意向，即消除二战后把德国和欧洲分开的“铁幕”的最后缝隙，早在50年代初就产生了，但在斯大林去世后被暂时搁浅。1961年中期，这个想法重新抬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难民，通过开放的边界，源源不断地流向柏林。1961年8月13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西柏林之间的边界关闭。尔后，蒙上带刺铁丝网的钢筋混凝土墙把城市分隔开来。德国西部称它为“无耻的”墙，而在德国东部称之为“反法西斯的护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巩固边界的措施，与其说不容许“西方间谍”向东方渗透，不如说是防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民逃向西方。 其实，西方政治家强硬地反对把东部德国人与其西部的兄弟姐妹隔离开来的意见，完全是口是心非：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多次秘密会议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即如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柏林建造一堵墙，那么这将是摆脱德国危机（1961年夏达到顶点）的最好出路。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福布赖特（У.Хулбрайт）在1961年7月30日的声明中论述了这一思想：“我认为，东部德国人为什么就不能关闭自己的边界。我想，他们完全有权这样做。”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于1961年8月13 日晚上听到柏林事件的消息时，甚至欢呼：“谢天谢地！” 于是，赞同完全关闭“铁幕”的不仅仅是东方。西方领袖的立场可以解释为：如果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离开来，尽管暂时可以巩固以乌布里希（В.Улъбрихт）为首的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的政权——乌布里希称1961年8月13 日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第二个生日”，——那么从长远的角度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西德和西柏林的自我隔离就意味着，不仅东德的制度、而且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在“两种制度的竞赛”中遭到失败。这样，对这种竞赛的积极宣传者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来说，柏林墙在客观上是政治和个人的失败。但为什么柏林墙的建造会得到克里姆林宫的同意？ 美国研究者哈里森（H.Harrison）在详细研究了俄罗斯和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档案资料后，对这个问题作如下回答：一切都要归咎于乌布里希；他在赫鲁晓夫的巨大压力之下，采取了这一不得人心的措施，因为赫鲁晓夫恫吓，在开放边界的情况之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面临彻底崩溃的前景。 1961年8月13日事件，对哈里森来说， 是她在国际关系体系中提出强大伙伴和弱小伙伴之间关系概念的基本论据。按照这一概念，在“冷战”时代，弱小伙伴成为制定主要政策的原因；根据哈里森的形象说法，“像一条摇尾乞怜的狗”。 1993年，统一后的德国法庭，决定揭露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在用暴力对待企图越过柏林墙方面个人应负责任的程度。提出的问题是，谁是建造柏林墙这一政治决定的首创者。出庭作证的原苏联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的参赞克维钦斯基（Ю.А.Квицинский）称乌布里希应负主要责任。但是，另一个原苏联的外交官法林（В.М.Халин）不同意克维钦斯基的看法。法林认为，赫鲁晓夫始终决定一切。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关系的特点，不仅是批准，而是某人在某种程度上与莫斯科系在一起。 这一争论， 只有研究文献资料才能解决， 那些早就众所周知的对1961年8月13日事件提出的官方说法的文献资料，带有宣传的性质， 并包含着不少矛盾。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于1961年8月12 日提出的文本说到，“根据华沙条约缔约国的声明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院的决议”采取行动。但人民院审议并作出这个决议，没有说服力。令人不解的是，由谁在何处制定并通过华沙条约缔约国的声明：它出版的文本，没有包含有关这个问题的任何消息。 1961年8月6日，报刊报道了以下消息，即于8月3日至5 日在莫斯科举行了“华沙条约缔约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有关准备签订德国和平条约问题”的会议。 消息透露出这样的意向：会议参加者将于1961年底与德国签署和平条约，但没有一句话说到柏林边界状态的任何变化。可以推测，在这次会上，通过了建造柏林墙的决议。官方的消息只是虚伪报道，以便确保8月13日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这种推测源于两个事实：西方一点也不了解有关的准备行动，从来也没有说过与德国签署和平条约。 然而，推测不是证据。1961年8月13日事件之前过程的真正揭示， 是由于研究者直接获得了1961年8月3日至5 日召开的莫斯科会议的文献资料。从1993年起，部分文献成了历史学家的财富，只是在对这些文献资料的评价上，分歧很大。 赫鲁晓夫回忆录对1961年8月13日行动之前的经过活动， 没有加以澄清。导致建造柏林墙的事件，赫鲁晓夫是这样写的：“乌布里希请求我们支援劳动力。当然，我们应当给予帮助，但只能是一些辅助工，我们自己也很缺少熟练工人。我说乌布里希同志：德国把战争强加给我国。苏联人民遭到血腥的大屠杀。我们取得了胜利。我国工人不能为你们做清扫厕所的工作。这不只是一种屈辱。这一建议将直接激怒我国人民。因此，我们不能这样做。您应该量力而行。乌布里希做了什么？他把门敞开着。如果他对自己的人民诉诸纪律或运用行政措施，德国人、特别是有高度技能的工人就要逃跑……我早就有确立某种控制的想法，关闭出口和通道……乌布里希从苏联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别尔乌辛（Первухин）那儿知道我的计划后，喜笑颜开地说：‘我完全同意！这就是真正的援助！’我国领导讨论了行动计划，并一致通过了尽快予以实施的决定。与乌布里希商定，召开华沙条约所有缔约国代表的会议。只有共产党中央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参加。会上作简要的报告，并提出这样的行动策略：在某个时候，建立栏木和其他边界的标志物，军队开往这条边界，德国士兵在前面，开始进行控制，而在某个很远的地方，是我国军队的散兵线。大家选定8月13日。 这个数字被认为是不吉利的，但我表示怀疑，我认为这个数字对我们是吉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