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是19世纪澳大利亚民族形成和发展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应。它以澳大利亚民族为载体，反映出澳大利亚民族的成熟程度和发展趋势，以自然的方式体现在澳大利亚人的言论和行为之中，并具有指导性作用。它还显示出澳大利亚民族由英吉利民族派生而来并与之逐渐脱离的过程。本文以19世纪后半期澳大利亚社会变革为背景，对近代澳大利亚民族意识的形成及其内涵作初步探讨。 一 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是澳大利亚民族形成的重要阶段，澳大利亚民族是在英国移民及其后代的基础上发展和演变而来，其形成表现为英吉利民族在澳大利亚的本土化。从种族血缘、文化传统、道德标准等方面来说，澳大利亚民族与英吉利民族一脉相承，但是，澳洲的现实和机遇则使它逐渐成为一个从英吉利民族中分离出的新民族，并形成与之相适应并决定澳大利亚发展的民族意识。在这种民族意识的指导下，浓厚的母国情结使澳大利亚人真心诚意地一再表示对英国的忠诚和敬仰，在许多方面移植着英国社会，但是，他们又根据客观现实和自身需要，背离母国的意愿，变更着来自英国的一切，在自然渐变中与英吉利民族相分离。 澳大利亚民族意识的产生起源于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而19世纪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发展对澳大利亚民族的产生和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澳洲的经济活动始于1788年“第一舰队”抵达新南威尔士，它起初旨在保证来澳人员生活给养的自给自足，而至19世纪初，作为英国海外扩张的副产品，牧羊业的出现和兴盛使澳大利亚经济成为英国经济的延伸和补充部分。牧羊业突飞猛进，成为澳大利亚的主要经济部门。牧羊业的发展很快突破了澳大利亚经济的内向性，走向了以英国为主要对象的海外市场。同时，羊毛贸易的收益逐渐超过英国对澳的殖民地经费拨款，进而成为澳大利亚的主要经济来源。澳大利亚经济逐步从英国经济的延伸部分向趋于自主的民族经济转化，牧羊业是其主要内容和特征。 在牧羊业发展的基础上，1851—1861年的“淘金热”极大地刺激了澳大利亚经济的全面发展。以牧羊业和羊毛贸易为内容的单一经济体制被经济生产门类越来越多的多种经济体制所代替，工业化趋势日益明显，澳大利亚民族经济快速发展，趋于健全。 澳大利亚民族经济发展的目标较之以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由补充和发展英国经济转变为增加澳大利亚的社会财富。这可以从澳大利亚社会各界对关税问题的态度变化上表现出来。在50年代，各殖民区为了增加收入，互设关卡，可是，频繁的经济交往和激烈的商业竞争使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在澳大利亚实行统一的保护关税政策，以阻止外来商品（特别是英国商品）的流入。同时，澳大利亚经济对英国的依赖程度减弱，从属地位改变。虽然，澳大利亚民族经济同英国经济仍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已成为一个自成一体的新的经济体系。它的发展和健全与澳大利亚民族脱离英吉利民族的进程是同步的。前者是后者的先决条件和经济基础。 澳大利亚经济的发展吸引来大批为追逐财富的移民，“淘金热”更是使澳大利亚人口激增。 澳大利亚的人口从1851 年的43.7 万人增至1861年的116.8万人（注：G.谢灵顿：《澳大利亚移民，1788 —1978》（G.Sherington,Australian Immigrants,1788—1978），悉尼1987 年版，第54、59页。）。澳大利亚人口结构也相应改变：第一，土生澳大利亚人（即移民的后代）的比例上升，从1861年的37%增长到1901年的78 %（注：R.杰克逊：《19 世纪澳大利亚经济发展》（ R.Jackson,Austral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堪培拉1972年版，第36页。）。第二，人口中男女比例趋于均衡，这使长期困扰社会的男女比例失衡问题得以解决。第三，非英藉移民增多。1861年，这类人口仅占澳大利亚总人口的9%，而到1891年， 来自欧洲国家的移民分别占新南威尔士、昆士兰和南澳大利亚人口的6.7%、 13.6%和11.5%（注：R.杰克逊：《19世纪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第93—97页。）。这使澳大利亚民族成份中出现了多民族倾向。 民族经济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工商业的发展，使人口分布发生变化，城市化现象逐渐成为澳大利亚社会发展的一个特点。城市化使人口相对集中，增进了交流，加速了民族形成的进程。而语言的相同和交通运输业及通讯业的发展又沟通和密切了各地之间的交往，促进了国内市场的统一和发展。 民族经济在创造了澳大利亚民族形成和存在的客观条件的同时，又使澳大利亚人因共同的利益而产生共同的心理。尽管他们总是喜欢别人把澳洲看作是欧洲放错位置的一部分，但他们已逐渐不再是原本意义上的英国移民，而是越发关注本地区事务并与之共命运的澳大利亚人。他们不满于英国对澳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进而要求与英国平起平坐，昔日那种“澳人即英人”的心理渐渐让位于“澳大利亚人的澳大利亚”。共同的心理素质体现出民族意识已萌发而出。1888年，英国《每日电讯报》写道：“最近，‘民族的’和‘民族性’的词汇已被应用于澳大利亚社会生活”（注：M.麦克肯纳：《迷人的共和国》（M.Mckenna,TheCaptive Republic），墨尔本1996年版，第124页。）。 土生澳大利亚人是这种民族意识最为理想的滋生土壤，相对而言，他们对母国的感情较之父辈已有淡薄。概括而论，这种民族意识是以“民主”、“平等”和“自立”为内容的澳大利亚民族价值观念。这个新兴的民族在立足维护自身利益的前提下，保留着与英国的母国情结，同时谋求着与英国的平等关系。它处处充满着英吉利民族的气息，但本土化使它在性质上有别于英吉利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