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后东西方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遏制战略。随着美、苏、中三方关系的嬗变和科技进步，美国经济遏制战略的重心呈现出从遏制苏联转向遏制中国、再复归于苏联的趋势；从重在禁止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转向限制高新技术转让。这种变化，乃是冷战时期东西方经济关系变迁的缩影，也深刻反映了“美国治下的和平”之兴衰，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探讨。 一 50—60年代，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遏制是以禁运战略物资为主，对高新技术的管制为辅。 1948年3月，美国政府决定禁止向苏联、 东欧各国出口战略物资（注：" Report by the NSC on control of exports to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17 December 194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1948,Vol.4,p.512.）。1949 年美国《出口管制法》又将与战略物资有关的技术资料列入禁运范围（注：Pubic Law (PL),11 February 1949,United States Statutes at Large,81st Congress,1st sess,1949,63:7—9.），拉开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经济遏制战略的帷幕。1949年末至1952年8月， “对共产党集团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以下简称巴统）和“中国委员会”相继建立，标志着美国经济遏制战略扩大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共同行动。此后，美国的单独管制与巴统组织的多国管制既协调又存在一定的矛盾。所谓“协调”，集中体现在美国禁运清单“1A”被巴统成员国认可，将该清单项目定为巴统禁运清单项目；所谓“矛盾”，集中体现在美国的管制水平严于巴统，“中国委员会”的管制水平更严于巴统（注： 1953年1月，美国贸易管制清单内有禁运物资285种，限量出口物资253种。巴统管制清单内有禁运物资（不包括原子能物资）253种，限量出口物资 92种，交换情报监管物资102种。中国委员会的管制清单内有禁运物资295种。其中，25种属于巴统限量出口物资，63种属于巴统交换情报监管物资，207种属于巴统根本不管制的物资。）。 西欧各国及日本要求将对苏联、东欧与对中国的管制置于同一水平，美国政府坚持“差别待遇”原则。这种政策根源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苏联、中国两国经济特点和对美国国家利益威胁程度的认识，也反映出美国经济遏制战略理论基础的某些特征。 在杜鲁门政府看来，苏联经济是战争经济。尽管苏联集团的经济很少依赖对外贸易，但某些经济部门，尤其是与战争潜力密切相关的部门如机械设备、精密仪器、耐磨轴承、电子、非铁金属、橡胶、基本矿产等，仍然容易受到外部压力的影响；除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地区以外，苏联集团各国经济由新兴工业和农业两部分构成，而工业部门建设发展迅速。从整体上来看，苏联集团的经济属于“资本短缺”类型。特别是缺少资本货物、经营和工程技术人员。因此，这些国家都正在寻求从海外获得工业设备、稀有原料、半成品和技术资料。同苏联相比，中国更加落后。美国应该着眼于扩大和强化对苏联集团各国的出口管制，禁止和限制战略物资、 紧缺商品直接或间接地输入苏联集团各国 （ 注：NSC104/2,U.S.Policies and Programs in the Economic Field Which May Affect the War Rotential of the Soviet Bloc, FRUS,1951,Vol.1,pp.1059—1065.）。其广度和深度必须能够影响苏联集团的整个生产体系（注：Telegram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United Kingdom,August 22,1950,FRUS, 1950,Vol.4,pp.174—176.）。美国决策者还认为， 中国革命的胜利及中苏同盟的建立、朝鲜战争及中国参战这一系列事件，都表明在亚洲存在着“由斯大林操纵的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本来就存在相当大的力量差距，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以后，这种差距将会进一步扩大。按照西方的标准，中国在战略、战术的机动性、空军力量、技术和后勤保障方面明显落后，但如果有苏联的后勤支援，“即使仅凭其极丰富的人力，也能组成令人可怕的军事力量”。倘若没有美国的抵制，“中国就能征服整个东南亚”。对亚洲其他国家来说，“主要而且直接地威胁”不是来自苏联，而是来自“中国的进攻态势和正在增长的军事力量”（注：NSC5416,U.S. Strategy for Developing a Position of Strength in the Far East,April 10, 1954, FRUS,1952—1954,Vol.12,pp.411—412.）。正是在这些观念的影响下， 美国经济遏制战略追求的目标，虽然是“阻遏苏联集团战争潜力的增长”，“加剧苏联集团内部政治、经济关系的紧张化”（注： The Telegram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France,August 27,1948,FRUS,1948,Vol.pp.564—569.）。但是， 对中国的贸易管制，不仅要阻碍其战争潜力本身的增长，而且还要阻碍其工业化；对欧洲苏联集团的贸易管制， 则只是要阻碍其在欧洲战争潜力的增长”（注：First Progress Report on U.S.Policing on Economic Defense,NSC152/3,August 30,1954,FRUS,1952—1954,Vol.1,p.12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