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法等殖民帝国相继瓦解。“在现代殖民帝国的发展过程中，没有任何事情比它消失的速度更引人注目了。1939年，现代殖民帝国似乎发展到了它的顶峰阶段。但在1981年时，它实际上已经土崩瓦解”（注：D.K.费尔德豪斯：《殖民帝国》（ D. K.Fieldhouse,The Colonial Empires），伦敦1982年版，第395页。 ）。到世纪之末，绵延数百年的殖民主义已最后终结。在新世纪铿锵而来之际，对这一发生在20世纪的重要历史事件所进行的整体研究，将会有助我们更进一步地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一 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发展，无疑是促进现代殖民主义最后终结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构成现代殖民帝国主体的非移民殖民地中，除少数殷实的宗主国的移民外，殖民地与宗主国在利益方面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虽然长期的殖民统治可能使这些殖民地采纳欧洲宗主国的某些制度，并能接受基督教，但这种统治依然表现为外族统治的特色，且一直以强权为它的统治基础。所以，土著人对这类统治普遍反感。同时，由于许多非移民殖民地并不是由种族和其他传统因素所形成的天然联合体，而是由欧洲政治家和殖民地的官员人为促成的产物，因而宗主国也未对殖民地民族主义的影响予以足够的重视。“尽管它们对民族主义并不陌生，但大多把它们与意大利、希腊、巴尔干诸国以及波兰、捷克联系在一起，并认为民族主义只不过是欧洲特有的现象”（注：D.K.费尔德豪斯：《殖民帝国》，第397页。）。直到20世纪20年代， 当非移民殖民地内的民族主义蓬勃兴起之际，许多殖民帝国才对它的影响力感到震惊。英国在一战之后便不得不承认：在印度和斯里兰卡，民族主义已经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并危及到了它在这些国家的殖民统治。 在非移民殖民地中，民族主义的兴起有着其独特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背景。许多殖民地从陷入殖民桎梏之日起，对外族统治抱有敌意的民族主义便已经产生，其主要表现形式为不断掀起反抗欧洲人占领的斗争，以及组织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这类体现民族主义的反抗行为，不仅存在于一些社会发展层次较高的非基督教世界和非欧洲文化影响的区域，如受伊斯兰教影响的北非、以及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印度和中国等，而且还发生在“异教”的非洲，像达荷美、阿散蒂、祖鲁兰都发生了反抗殖民侵略的斗争。虽然这些斗争都遭到镇压，但此类最初的敌意并没有因为军事上的失败而消失，它在后来不断发生的起义中一再表现出来，并对该地区民族主义的发展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不过，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现代国家里，这种传统的民族主义只有采取新的表现形式，才能使它的积极作用得到充分地体现”（注：D.K.费尔德豪斯：《殖民帝国》，第398页。）。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 战后民族主义的兴起，又与一些西方的准则和观念在殖民地传播联系密切，而间接统治的实施则为它们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间接统治的广泛使用殖民地似乎找到了一种理想的统治方式。殖民者可以在充分利用当地社会组织和结构的基础上，通过与土著首领的合作，更好地达到对殖民地的政治与经济实行有效控制的目的。为实行间接统治，殖民者不得不培养一批土著的行政管理人员，让他们接受西式的教育。这使许多土著精英在接受西方教育的过程中，逐步熟悉了一些自由平等的观念，而这些观念又与他们所接触的殖民统治有着直接的冲突。例如，在欧洲人不受当地法律约束的殖民地内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在没有代议制机构的殖民地内讲议会选举的原则；在殖民地的人民被剥夺基本民族权利的情况下谈民族自决的主张等。所有这些，都使土著精英们的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在此后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中，他们大多成为积极的参与者或领导者。这些人是一些脱离了自身的社会组织而又被白人圈子排斥在外的人。在个人雄心和理想主义的鼓舞下，他们迫切要求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然而，单靠这些殖民地的土著精英，还不能引导民族主义运动朝更深入的方向发展，因为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不仅与受过西方教育的土著政治家有直接联系，还与殖民地内所发生的重要社会变化紧密相关。在一些较早沦为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它原有的那套社会机制在抵御殖民侵略的过程中已经遭到了破坏，欧洲人所建立殖民统治最终影响到了殖民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工业的兴起和矿产业的发展使殖民地出现了都市化的倾向，并由此产生了新兴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此外，不断增长的人口使土地资源日趋贫乏，不满情绪随之逐渐上升，而良好的通讯设施也打破了部落间的封闭状态。土著宗教意识的复兴进一步加强了人们土洋有别的观念。所有这些发生在社会结构方面的重大变化，其结果在许多殖民地内导致了民族主义的迅速发展，以及对殖民统治的强烈反感。“这并非由于殖民统治是外来统治而不被人们所接受，而是因为这种统治与民众想要改变的社会状况有密切联系，这使人们不可避免地把殖民统治看成是没落社会制度的组成部分予以坚决反对”（注：D.K.费尔德豪斯：《殖民帝国》，第400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一个重要的外部条件，大大加速了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和殖民帝国解体的进程，“它对许多热带殖民地所产生的影响，与拿破仑战争对西属与葡属美洲殖民地所产生的影响十分相似”（注：D.K.费尔德豪斯：《殖民帝国》，第402页。）。 如果对战后亚洲和非洲争取独立的政治运动在规模和数量上空前高涨的现象寻求答案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就是强烈的催化剂（注：厄尔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欧》（Derek.W.Urwin, Western Europe since 1945），纽约1989年版，第140页。）。在大战期间，成百万殖民地的人民在同盟国的军队里服役，这进一步促使了世界范围内殖民地人民的觉醒。更重要的是，一些殖民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前所未有的削弱。“法国、比利时、荷兰遭受蹂躏和占领，英国则在经济上、军事上元气大伤。与此同时，争取自主独立的情绪在殖民帝国内部迅速蔓延，殖民地的白人自信地宣称‘我们在这里，是因为我们优越’的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注：C.S.斯塔夫里扬诺斯：《全球分裂》（C.S.Stavirianos,Global Rift），纽约1981年版，第9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