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73/77.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1698（2000）01—0078—09 1619年，在弗吉尼亚召开了英属美洲殖民史上的第一次居民代表议会。很快，代议制度在其它殖民地上纷纷采用，成为英属美洲殖民政体的一大特色。（注：关于殖民地议会的一般情况，见刘祚昌：《美国殖民地时代的议会制度》，《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 ）在后来的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中，议会发展成殖民地利益的主要代言人，并领导了18世纪末北美大陆13个殖民地的独立运动。作为北美议会的始祖，1619年弗吉尼亚议会历来受到史家重视。但是，由于现存原始材料有限，加上不同时代史家各取所需，随意发挥，把很多议会后来发展出来的特征视为自始即有，使得对这次会议的记述在很多方面不符合实情。这儿依据原始材料（主要包括约翰·波瑞〈John Pory〉所做的会议记录（注：John Pory,"Proceedings of the Virginia Assembly,1619"in Lyon Tyler,ed.,Narratives of Early Virginia（New York,1907）,P ·249—278。本文引文，除注明外，均出自此文件， 不再逐一累注。 ）和 1619 年前后弗吉尼亚公司发布的有关指令（注： 这些指令收集在Records of the Virginia Company,ed.Susan M.Kinsbury （Washington,D.C.,1906—35）中。）和最新史学成果，力图对1619年弗吉尼亚议会的背景和议程做一实事求是的描述。 一、背景 在弗吉尼亚议会建立问题上，起码有三个长期被人们广为接受的看法：（1）议会是殖民地居民要求和斗争的结果；（2）在是否建立议会问题上，弗吉尼亚公司内部存在着两派争论；（3 ）弗吉尼亚议会是有意识仿照英国议会建立的。本节有关部分将对前两个看法略加分析，第三个看法将在第四节内论及。 设立殖民地议会的决策是弗吉尼亚公司在1618年11月18日召开的股东大会上作出的。被称为“大特许状”（Great Charter ）的决议称，为把殖民地建成“繁荣之邦”，使居民得享“幸福的引导和管理”，应按公司“自身大会制度的良好秩序”在弗吉尼亚建立由“官吏和正当法律构成的值得称慕的政府形式”。（注：关于殖民地议会的一般情况，见刘祚昌：《美国殖民地时代的议会制度》，《历史研究》 1982年第1期，Vol.3,PP.98—109.）同时，任命乔治·耶德利（George Yeardley）为殖民地新任总督。在接着制订的给耶德利的指令中，要求他招集一个由总督、 参事会和居民代表（ Burgess ）组成的大议会（ Great Assembly）。除特殊情况外，大议会每年只开一次， 居民代表由“每一城镇、百户地或特别种殖园的居民各选两人组成”。大议会用多数通过方式作出决议，但总督有权否决。议会有权“咨议和决定所有有关殖民地公共福利的事务，”“制定和公布对殖民地幸福和良好政府所必要的一般法律和法令”。（注：关于殖民地议会的一般情况，见刘祚昌：《美国殖民地时代的议会制度》，《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Vol3,pp.482—484.1618年的这份指令业已散佚，史家们认为1621年的另一份指令实际包括了1618年指令的条文，因此一般借1621年指令说明1618年指令的内容。）次年1月29日，耶德利携带委任状和指令从伦敦起航， 奔赴弗吉尼亚。 披阅现存史料，找不出任何证据，表明殖民地居民曾在公司做出这一决策前夕提出过建立议会的要求。从当时殖民地居民的状况分析，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此时，殖民地居民不足400人， 其中大多数是契约雇工，既无财产，也无社会地位，无法提出权力要求。一部分是早年来的“老移民”，1616年契约满后分到小块土地。他们虽有要求权力的可能，但人数太少（具体数目难以确定，约在几十人上下），又无组织，难以左右公司决策。最有地位提出权力要求的是私营种殖园的园主，可他们绝大多数身在英国，任公司要职。他们的争权行为，是公司内股东间的争夺，不应算作殖民地居民的权力要求。因此，那种认为殖民地居民主动争取议会的说法，不过是后世史家或根据后来历史发展的情况，或出于证明盎格鲁——美利坚人的“自治”天性的愿望，而做出的臆断，并无事实根据。 所有材料都表明，弗吉尼亚议会是弗吉尼亚公司主动设立的。但公司采取这一行动的动机却不是出于对“自由”政体的信念，而是从经济利益出发，根据殖民地现状对殖民方针进行调整，目的是维护公司股东的投资利润，不是保护殖民地居民的政治权利。 1618年时，弗吉尼亚公司已进行11年之久的殖民事业面临重重困难。公司把殖民从一开始便作为商业经营，股东们企图从投资中赚到利润。但公司对殖民地开拓所需要的资本投入估计不足，殖民地非但没有及时产生商业利润，反而使公司背上了大批债务。殖民地的情况更令人心寒。1616年，共有1600多人由公司出资运送到弗吉尼亚，其中1000多人在航行途中或到达后不久死亡，300余人返回英国，只剩下300多人。（注：Brown,Alexander,ed.,Genesis of the United States （Boston,1890）,Vol.2,pp.782.）企冀急功近利的股东们深感失望，纷纷退出公司，许多人迟迟不肯兑现早已承诺的股份，致使公司财政陷入危机。恰在这时，公司分红期限届满，根本拿不出资金分给股东，只好将殖民地土地作抵，按股份（每股50英亩）分给股东和服役已满的移民。 土地分配带来了公司殖民事业的两大转折：一是缓解了公司财政危机，使公司能继续存在；二是根本改变了殖民地社会结构。此前，公司土地全为公司公有，移民是公司送来的合同雇工，公司对殖民地事务拥有绝对的控制权。现在，大部分土地转归私人所有，主要有两种私人业主。一种是人数不多的自费移民和服役届满的“老移民”，他们从公司雇工变成了小自由业主。另一种是大土地业主，原为公司大股东，因股份多而分到大片地产。他们自己不来殖民地，为方便地产经营，自愿同几个股东联合， 把地产连在一块， 组成私营的“特别种殖园”（Particular Plantation）。 每一个“特别种殖园”构成公司下的独立经营单位，入伙者合资遣送移民，开发土地，种植烟草。为管理方便，公司把这种私营种殖园划为殖民地行政单位。到1618年时，在各个“特别种殖园”上居住的居民业已超过公司公地上的居民人数。（注：Craven,Wesley,Dissolution of the Virginia Company（ New York,1932）,P.59—63.）私营种殖园独立核算，自主经营， 很快发展为公司本身的竞争对手，自然在很多时候不执行公司的决议，导致公司对殖民地控制权的削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