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现代东西方学术界关于奴隶制社会普遍说的论争 苏联科学院的《世界通史》头两卷问世后不久，新一轮更大范围内的讨论便开始了。它的起因既同古代史研究的进步相连，又与战后两大阵营的对立以及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国内的政治形势有关。 1955年，美国史家威斯特曼的《古希腊和罗马的奴隶制》一书问世。这是继瓦龙的著作之后的第二部大型古典奴隶制史，其编年范围从古希腊的荷马时代延伸到查士丁尼时代。其基本观点是否定奴隶劳动在古希腊和罗马社会生产中的优势作用，从而否定了苏联史学界以数量为标准的古代西方社会的奴隶制性质。随后在第十一届国际历史学大会（1960年于斯德哥尔摩召开）上，古典奴隶制问题成为大会古代史组讨论的主要议题，东西方学者展开了热烈的争论。英国史家芬利的话说得好，奴隶制已不再是一种历史现象，而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政治问题了（注：芬利：《古典古代的奴隶制》（ M. I.Finley,Slavery in Classical Antiquity），伦敦1964年版，第69页。）。苏联史学界把这一争论看作是资产阶级史学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挑战（注：见基里金斯基：《第十一次国际历史学大会上的古典奴隶制史诸问题》，载《古史通报》1961年第2期。），因此在会后积极准备应战。但此时苏联国内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原苏联史学界在反思这段历史时将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看作是苏联史学新发展的开端（注：涅罗诺娃：《苏联历史学领域中的古代世界诸剥削形态》，第274页。），便反映了这种变化。所以，旧的教条主义的论证方法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从事实出发的理性方法。这直接导致古罗马史专家乌特琴科和施塔耶尔曼的纲领性的论文《论奴隶制史的几个问题》的问世（注：《古史通报》1960年第4期，第9—21页。）。该文在反对威斯特曼等人低估古典奴隶制的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指出，在苏联流行的关于奴隶制社会的种种解释需要根据新的史实加以修正，如应当坚决抛弃以数量为标准，而应注重以质量为标准，意即奴隶制生产方式体现了古代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趋向。在抛弃数量标准的前提下，还应抛弃战俘奴隶为奴隶主要来源以及奴隶革命埋葬奴隶制社会的提法，注意奴隶在社会阶级和等级关系中的地位等等。这就为奴隶制普遍说的辩方定下了质量标准的基调。 同年，苏联科学院决定由古史专家杰林、林兹曼、巴甫洛芙斯卡娅、乌特琴科主持编写《古典世界奴隶制史研究》丛书，并于1963年问世了其中的第一部专著，即林兹曼根据线字B 和史诗材料撰写的《迈锡尼与荷马时代的奴隶制》（注：林兹曼：《迈锡尼与荷马时代的奴隶制》（Я.А.Ленцман，Рабствов Микенской Гомеровской Грецни），莫斯科1963年版。）。此后近20年间，该丛书已出版了其中的10部专著，其编年和地域范围包括古希腊罗马各时期的奴隶制，它相应地也促进了对古典世界之外的奴隶制的研究（注：随后陆续问世的有：施塔耶尔曼：《罗马共和国奴隶制的繁荣》（Е.М.Шитаерман，Расцвет рабовладелъ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Римскойреспублике），莫斯科1964年版；耶里尼茨基：《公元前8—3世纪罗马奴隶制的产生和发展》（Л.А. Елъницкий，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рабства вРиме вⅧ－Ⅲ вв，до.н.з.），莫斯科1964年版；伽里斯托夫、涅夫哈勒特、施夫曼、什绍娃合著：《古典世界周边地区的奴隶制》（Д.П.Каллистов，А.А.Нейхардт，И.Ш.Шифман，И.А.Шишова，Рабство напериферии античного мира），列宁格勒1968年版，布拉娃特斯卡雅、高卢伯佐娃、巴甫洛鞭斯卡雅合著：《希腊化列国的奴隶制》（Т.В.Блаватская，Е.С.Голубцова，А.И.Павловская，Рабство в эллинистиче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ах），莫斯科1969年版；施塔耶尔曼、特洛菲莫娃：《早期罗马帝国的奴隶制》（В.М.Штаерман，М.К.Трофимова，Рабовладелъ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ранней Римской империи），莫斯科1971年版；库基辛：《公元前2—1世纪的罗马奴隶制庄园》（В.Н.Кузищин， Римско ерабовладелъческое поместъе Ⅱ в.до н.э.Ⅰ в.н.э.），莫斯科1973年版；施塔耶尔曼、斯米林、别洛娃、卡拉索芙斯卡娅：《公元1—3世纪罗马帝国西部行省的奴隶制》（В.М.Штаерман，В.М.Смирин，Н.Н.Белова，Ю.К.Колосовская，Рабство взападных провинциях Римской империивⅠ－Ⅲ вв.），莫斯科1977年版；马利诺维奇、高卢伯佐娃、施夫曼、巴甫洛芙斯卡娅：《公元1—3世纪罗马帝国西部行省的奴隶制》（Л.П.Маринович，Е.С. Голубцова，И.Ш.Шифман，А.И.Павловская，Рабство в восточных провинциях Рим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вⅠ－Ⅲ вв.），莫斯科1977年版：多瓦多尔：《公元前6—5世纪阿提卡的奴隶制》，列宁格勒1980年版。 在古典世界奴隶制史丛书之外还问世了丹达马耶夫的《公元前7—4世纪巴比伦尼亚的奴隶制》（М.А.Дандамаев，Рабство в Вави－лонин Ⅶ－Ⅳ вв.до н.э.），莫斯科1974年版。）。就史料收集与考察范围的广度和系统性而言，国外同类著作尚无出其右者。这也可以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点的一个佐证。值得注意的是，这套书在编写过程中，其重心有逐渐偏离它的“应战”初衷的趋向，实际上成为苏联史家从史料本身而不是从本本出发认真研究古代奴隶制史和清理自己以往论点、论据的一项庞大的工程。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泛奴隶制的处理方法逐渐得到淡化，一些过去坚持奴隶制普遍说的学者还逐渐改变了自己的认识。典型的例子是著名亚述学家贾可洛夫。他起初同乌特琴科、施塔耶尔曼、列文、伊林等人一样，提倡与数量分离的质量标准，认为在低下的生产力条件下，奴隶制剥削从经济角度讲是最实际的方式，其原因在于古代生产过程简单，自由人劳动同奴隶劳动相比不可能有多高的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奴隶因其劳动时间处于主人充分支配之下，其主人可以榨取更多的收入，所以便出现其他依附居民，如王室、神庙的半自由农民以及债务人逐渐转化为奴隶的趋向（注：贾可洛夫：《古代前亚君主国的基本经济特点》，《亚非人民》1966年第1期，第48页。）。但两年后， 贾可洛夫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明确否定奴隶制生产方式在古代的主导地位，将整个早期文明社会定名为“古代生产方式”阶段，理由是古典奴隶制只是个别的现象，大多数古代社会都不能归入奴隶制社会形态之列（注：贾可洛夫：《经济问题：论公元前2000年中叶近东的社会结构》，《古史通报》1968年第3、4期，见第4期第36—37页；在1998年，贾可洛夫同雅柯布森撰《 古代的公民社会》一文，进一步指出奴隶制“几乎在任何时代都没有在经济中起过主要作用”。见《古史通报》1998年第1期，第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