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本文试图对一个世纪前巴西建立共和制国家以来土地所有制问题（以下简称土地问题）的演变过程作一概述。共和制下的农村劳动者状况如何？如果说过渡到自由劳动（雇佣劳动）意味着经济现代化过程日益取得显著的成就，那么它对农村人口的社会和政治状况有什么作用？共和制的巴西是否给农民和农业工人提供了较为理想的前景？既称“共和国”（Res Publica），共和中有没有广大农民的一份？ 是否可能为百年来农民的参政状况寻找出若干共通的模式？农村中发生的哪些事情可以视为与现代化过程有关的典型反应？ 当然，探讨的问题如此广泛，结论难免失之于一般化和肤浅。但对一些长期过程进行反思有其必要，而依据已形成的理论传统作宏观的历史比较也很有意义。宏观的历史比较又会为建立新的理论做出贡献。理论探讨与历史比较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增进我们对社会的了解。 下面我将分三个历史时期对1889年以来农村劳动者的命运进行宏观—历史的剖析，着重探讨基本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社会经济变化引起农民何种最典型的反应（注： Idefine as 'peasant' here any type of rural cultivator of low economicandpoliticalstatus, following Landsberger's conceptualization.See 'Peasant unrest:themes and variations',in Henry A.Landsberger (ed.).Rural Protest,New York:Macmillan,1974.pp.1-64.Historically.it is important to bear in mind that Brazilian peasants constitute a social category very different from their European counterpart which inspired mostof the theoretical production dealing with the peasantry. In Brazil.the lack of a feudal tradition.of a rural order based upon a well-defined structure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accounts for a very distinctive peasant background. For centuries.first under Portuguese colonization and then under the Empire.agrarian production in Brazil was essentially based upon the export-oriented latifundia operated by slave labour.True enough.there was also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free white peasants.but they gravitated around the powerful latifundia system.tied to it through various combinations of patronage mechanisms and share-tenancy arrangements.）。 我认为，采用这样的研究方法可以矫正一种偏见，即把地位较低的农村各阶层简单地看做是现代化的消极受害者。 毫无疑问，农民的反应同样可以视为他们作出的结构性条件反射。但是，压力既然很大，面临种种挑战的农民必须作出抉择。在这种情况下，分析农民为应付变化而采取的“战略”是完全有必要的，因为多种结构力量的作用使个人陷于两难境地，必须在所容许的狭小范围内作出困难的选择，运用一切手段，甚至冒着巨大风险继续斗争。这样，农民可以选择的出路虽然很少，却可以表明他们的态度，使我们得以重点探讨农民在变化的生活条件下所采取的防御性或适应性机制。再者，尽管农民的战略有局限性，但仍然可以证明这一社会阶层的活力，而不像早就有人预言的那样：它已从历史舞台上消失。 本文考察的第一个时期自19世纪90年代到1930年，这是巴西第一共和国建立和巩固的时期。由于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很低，有必要将东北和中南地区分作两个独立的土地制度体系进行考察，它们分别代表了两个基本类型。地区特点总是与农民的分化有关，像巴西这样的大国尤其如此。巴西的奴隶劳动制后果影响较大，地区之间的隔绝对农村劳动力市场有特定的影响。 在第二个时期（自1930年到1964年），政权几经更迭：先是由共和国让位于1930年的革命，在瓦加斯的独裁统治下出现了专制政权推动的现代化；1945年又由一个新的立宪政府掌权。 经济增长和现代化在此时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打破了传统的以农立国的局面。工业化、城市化进展迅速，国家政权愈来愈多地干预生产；劳动立法使城市劳动群众初步取得参政权利。然而，农民还未能分享到现代化的果实。在当时形成的权力联合格局下，大地主竭力阻止将劳动立法扩大到农村，以求保证超经济的劳动强制（剥削）得以持续。尽管存在这些严格限制，农民还是寻找各种办法，主要是以迁移战略来应付威胁他们生活前途的现代化的压力。 诚然，农民通常采取的应变措施不外乎地区间的流动，但从50年代初期起，出现了早期的农民政治动员。由于工业化进展迅速，农村人口压力增大，以及选举政治的恢复，使选票再次具有一定价值。在上述因素驱使下，各地出现了农民组织和农民运动。地位较低的农村各阶层一旦以此种方式提出参政要求，便对地主的继续统治构成潜在的威胁。有权势的上层精英意识到：农民对现代化压力作出的与过去不同的反应，乃是真正的危险，特别是对土地改革的要求，被视为“共产主义威胁”的象征。反动势力以此为借口先发制人，于1964年发动军事政变，使农民的政治动员陷于停顿状态。 在第三个时期（自1964年至1985年），掌握国家权力的军队实行了“官僚专制主义”体制（注：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 refers to the modernizing dictatorships of several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and other Third World nations in the 1960s and 1970s.all of them firmly anchored in a technocratic ideology to rule out popularpolitical participation.The classic conceptualization appears in Guillermo O'Donnell, Modernization and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1973.）。 这个独裁政府虽然极力压制农民运动，使前一时期日益高涨的农民政治动员陡然中止，却也曾致力于民族国家的建设，将势力扩展到农村。官方农业政策的推行和农民获得最低限度的社会权利，扩大了政府在腹地的影响，也引发了农民新的反应。军政当局采取的争取下层农民策略的政治含义尚待进一步研究，就本文下面的立论而言，一些零散的证据已经足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