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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关于德国第二次新疆吐鲁番考察活动的报告。本文中勒寇克首先简要回顾了在此之前其他西方国家在这一地区的考察活动，然后他对德国第二次吐鲁番考察队的缘起、行程、考察活动以及考察结果做了详尽地叙述。特别是他对于在这次考察活动中发现的古代中亚艺术品及古代中亚文字，利用当时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做了较为系统地对比研究，并对它们做了分类。
imailo)又来到了中国新疆地区进行考察，重点考察了吐鲁番绿洲。他们俩撰写的多卷本报告，在1896-1907年陆续出版。（注：格楼母兄弟《西部中国纪行》，圣彼得堡，1896-1907年，共3卷。）但是因为他们的这些考察报告是用俄文写的，并未受到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欧洲学者的重视。 芬兰赫尔辛基的默斯尔·东尼尔(Messrs Donner)和波龙·马克(Baron Munck)考察队在1898年前往中亚及中国西部进行了考察。（注：东尼尔，Resa i Central-Asien,1898,赫尔辛基，1901年。）这次考察很值得一提，因为它使我们大大丰富了对这一地区的了解。 但相比来讲更为重要的，则是俄国科学院季米特里·克莱门兹(D.Klementz)在1898年的考察活动。 他考察发掘了回鹘王国的旧都亦都护城(Idiqut-Shahri)，或称为达克雅洛斯(Dāqiānūs)、高昌(Khōchō、Kao-cang)，位于现在吐鲁番（在回鹘语中称为Turpan）以东17公里处，以及与它相邻的至今依然为一个有人居住的小村落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吐峪沟、木头沟和其他一些古代遗址。关于这一考察的报告发表在圣彼得堡的俄国科学院学报上。（注：季米特里·克莱门兹《吐鲁番及其古代居民》，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出版，1989年。）虽然这一次考察的运到俄国的考古收集品很少，但这次活动却极大地调动了许多学者对吐鲁番及它附近的古代遗存的巨大兴趣。 在柏林，前往吐鲁番进行考察活动的准备工作也迅速被提上了日程。早在1902年，当斯坦因(M.A.Stein)博士在德国汉堡召开的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上非常得意地宣读关于他在新疆南部地区所取得的成功考察的报告时，柏林的皇家人种学博物馆就开始准备派遣格伦威德尔(Grünwedel)教授、乔治·胡特(G·Huth)博士和巴图斯(Bartus)先生组成一个考察队前往吐鲁番绿洲。 这一计划，虽然是受到了克莱门兹及斯坦因获巨大成就的诱惑，但另外的原因是，在一些旧有的学科的某些理论受到了一些具有革新意识的人的反对。在遥远而危险的中亚及新疆地区，也许存在着对这些疑问的真正答案。当然要想获得是非常困难的。第一次德国中亚考察队，是由格伦威德尔教授带队的，重点考察了吐鲁番，1902年到1903年的冬天，他们在那停留了数月。除了吐鲁番，格伦威德尔还考察了位于库车西北库木吐拉附近的明屋（即石窟）。 这次考察的考古发现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那些获得的文献写本。缪勒(F.W.K.Müller)教授从中释读出一些是用福音体文字(Estrangelo)书写的很早以前就已经泯灭的古代摩尼教文献。（注：缪勒《新疆吐鲁番出土福音体写本残卷》，Ⅰ，载《普鲁士皇家科学院院刊》，1904年第9号；Ⅱ，载《普鲁士皇家科学院增刊》，1904年。 其他关于对德国考察队第一次考察活动所获文物的研究文章有：盖得耐尔《吐鲁番出土钵罗婆词汇残卷》，载《普鲁士皇家科学院院刊》，1904年6月28日。 缪勒《摩尼教文献探索》，载《普鲁士皇家科学院院刊》，1905年；《汉文大藏经中的波斯历法残片》，同上，1907年第25号。 斯敦奈尔《中亚：亦都护城出土的婆罗谜文梵语文献》，附录《用婆罗谜文书写的回鹘语残卷》，前文载于《普鲁士皇家科学院院刊》，1904年第64号，后篇附录发表于第69号。弗伊《吐鲁番文献所见用摩尼文书写的突厥文献语言》，载《普鲁士皇家科学院院刊》，1904年第80号。 格伦威德尔《1902-1903年亦都护城及周边地区的考古工作报告》，慕尼黑1906年。 福兰柯《亦都护城所见汉语寺庙题记》，载《普鲁士科学院论集》，柏林1907年。）皮斯开尔(Pischel)教授也从中发现了一部分由梵文书写的佛教经典。（注：皮斯开尔《新疆亦都护城出土的佛教梵文经典残片》，载《普鲁士皇家科学院院刊》，1904年第25卷；《新发现的梵文佛经残片》，同上，1904年第39卷。）这些发现立即吸引了许多东方学家们的注意力。为此，皮斯开尔教授主持在柏林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主要由沙宙(Sachau)、哈尔纳克(Harnach)、缪勒、哈特曼(Hartmann)、弗伊(Foy)、格伦威德尔等学者组成。经过皮斯开尔执着热心的努力，决定再一次派遣一支考察队前往考察。这时格伦威德尔由于健康原因不能前往，于是我非常荣幸地领导了这次注定将由我来领导的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