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在独立后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由一个自由港口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其骄人的成绩素为学术界关注。新加坡的现代化模式可以概括为“政治高度控制，社会和谐发展，经济发展优先”。国内外学者对新加坡现代化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其经济方面。本文以新加坡独立至1994年为限，探讨新加坡政治控制之必要性、政治控制的形式、特点以及这种政治控制与新加坡现代化的关系，以求教于方家。 一 任何一个国家在选择现代化道路时，不管其具体情况如何，都多多少少受到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内部因素更为重要，它不仅构成了这一国家现代化的起点，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该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因此，我们在考察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时，既要考察其外部条件，更要考察其内部条件，只有这样，才能从总体上进行把握，揭示其现代化特色的深层原因。 1.多元社会。新加坡是一个岛国，岛内以移民为主，其中华人为主要种族，其次是马来人、印度人、欧裔人和其他少数种族。从语言学上来说，新加坡代表了罗斯托所说的语言形式的典范（注：J.A.Fishman,C.A.Ferguson and J.D.Gupta(eds),Language Problem ofDeveloping Nation,New York,Wiley,1968,p.102.）以及菲什曼所谓的“一个多元性质的国家”。（注：J.A.Fishman,Language in Sociocultural Change,Standford UniversityPress,1972,pp.191-223.）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以及英语这四种官方语言并用，加上多元方言，使新加坡成为语言结构最复杂的国家之一。从宗教上来说，除了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外，还有兴都教、耆那教、锡克教、犹太教、拜火教、天理教以及华族创造的“儒、佛、道”三教合一和“儒、道、释、耶、回”五教合一的宗教。在教育文化上，独立前的新加坡有四种不同源流的学校：(1)英文学校。采用英国的学制，由教会和政府所办，以获得现代化知识为主，训练学生效忠殖民统治；(2)华文学校。由华人社会帮（同乡会）、会（宗亲会）、经济社团（商会或同业公会）、寺庙教会或个人创办。以华语为教育用语，向学生灌输民族精神与国家意识，虽然不明显地反对殖民统治，但以灌输热爱中国为主，遵守当地法律为辅；(3)马来学校。以马来人子弟为教育对象，教授马来文，兼授英文，宣扬伊斯兰教教义，以培养学生成为一名真正的伊斯兰教徒为首任；(4)印度学校。由社区的印度会社设立，教授泰米尔文，兼授英文，宣扬婆罗门教的价值观念。由于新加坡存在种族、宗教、语言、文化等差异，各种族歧见颇多，因此种族歧异成为新加坡政治控制之首要前提。 2.外向型经济。新加坡是一个岛国，缺乏自然资源，除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橡胶与锡得到较大发展外，几乎没有自己的民族工业。转口贸易的发展以及橡胶与锡的出口，使新加坡的经济具有较大的外向性，对外依赖程度比较高。到独立前后，新加坡以转口贸易和旅游为形式的服务业支配了经济发展。1960年，新加坡农业总产值占GDP的4%，工业占18%（其中制造业占12%），服务业占78%。（注：G.Peebles and P.Wilson,The Singapore Economy,Edward Elgar,1966,p.5,tablel.1.）在60年代前，在新加坡的总劳动力中，70-75%从事贸易和服务，制造业的劳动力只占10-15%。（注：G.Roda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ingapore' s Industrialization:NationState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London,1989,p.41.）这种对外依赖性连同人民行动党执政后开始的依赖外国直接投资的策略以及随后的出口导向政策，一方面要求国内高度稳定，为国外在新加坡投资奠定基础，另一方面训诫工人阶级，提供一支训练有素的劳动大军。 3.统治阶级基础薄弱。新加坡在摆脱殖民统治的过程中，形成了反殖民主义的下层阶级与英国统治阶级及其国家的冲突。争取政治独立的斗争迫使英国将权力交给新加坡的资产阶级。由于新加坡资产阶级在殖民时期主要依靠同英国的贸易以及英国的投资而生存，结果，这一阶级中受华语教育的民族主义者在独立以后没有足够的政治力量促进自己的利益，而以李光耀为首的受英语教育的派别必须通过同英国资本的联盟才能获得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的统治，因而独立于新加坡当地的阶级力量。由于新加坡资产阶级的核心不是民族资产阶级而是政党组织，因此，有人认为人民行动党所代表的阶级是统治的阶级(Governing Class)而不是统治阶级(Ruling Class)（注：C.Tremewa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 Control in Singapore,Oxford,1994,p.178.）。这种局限性客观上要求实行高度的政治控制。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人民行动党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对新加坡社会进行再认同、整合、建构与重组。只有这样，人民行动党才能加强其在新加坡内的权力基础以及同外国资本的关系，才能获得外国投资和生产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