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是西方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思想文化运动，恩格斯称之为“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达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5页。）在伏尔泰之前，西方学者对这个造就西方文明的新文化运动还没有形成一个整体的概念，缺乏综合而又系统的论述。伏尔泰第一个把文艺复兴作为一次新文化运动来进行探讨，法国百科全书派第一次用"Renaissancedes"一词（我国译为“文艺复兴”）来指：“14、15、16世纪人文学科的繁荣”，但都未评述这次文化运动本身的发展情况或没有把它看成是具有独特文化特色的不寻常时代。 赋予文艺复兴以新时代概念的是雅各布·布克哈特。布克哈特虽是瑞士历史学家，但他的学术思想的产生和繁荣却是在德国。他是兰克的弟子，但却是揭开对兰克旧传统史学挑战序幕的发难者。布克哈特的文化史观与兰克的那种狭隘的政治军事史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布克哈特的重要贡献，不但在于他所提出的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而且在对文艺复兴运动的研究上，他为后世文化史树立了典范。在被史学家盛赞为“现有的著作中关于文化史的一部最深刻、最精微的研究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布克哈特抓住了文艺复兴最精髓的要害，文艺复兴时代的世界观——人文主义，揭示个人主义是人文主义世界观的基础，并把人文主义视为沟通古今之间的桥梁。布克哈特的这部名著是第一部关于文艺复兴运动的专著，它的传世与流行，给人们一种“百川分流注于海，群山蔓延而朝于宗”的感觉（注：齐思和：《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批判》，载于《北京大学学报》1964年第3期。），因而奠定了自19世纪60年代直到20世纪上半叶正统的文艺复兴史学的基础。 在本世纪西方思想界有一股否定文艺复兴的文化思潮中，布氏的体系经受了考验。在勇敢地捍卫布氏传统的争论中，成长了又一个文艺复兴史学家，他就是对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的研究取得突破性成就的汉斯·巴伦。 汉斯·巴伦(Hans Baron,1900-1988)，德裔美国学者。1900年出生于柏林犹太人家庭。这是世纪交替的时代，德国史学界正掀起一场关于历史方法论问题的激烈争论，以兰普勒希特为首的新史学学派阐发了一种与兰克学派及普鲁士学派的政治史观念迥异的新型文化模式，成为当时西方学术文化界所关注的“热点”之一。巴伦从青少年时代起受到这个正崛起的新史学观念的熏陶，他所受教的老师是一批兰普勒希特史学的直接继承者和传播者、德国卓越的历史学家，如沃纳·耶格、厄恩斯特·特罗楚、弗里德里克·迈内克和沃尔特·戈志等。按巴伦说法，正是这些老师，尤其是戈志，“把我引进研究文艺复兴的学术殿堂”（注：罗纳德·威特(Ronald Witt)：《汉斯·巴伦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载于《美国历史评论》第101卷，1996年第1期，第107页。）。二战前夕，由于犹太人血统被禁止学术活动，巴伦1938年到了美国。1939-1942年任教于纽约市王后学院，1944-1948年加盟于普林斯顿先进学科研究所，1949年被任命为该所研究员。1949-1970年担任纽伯里图书馆书目编纂员。1970年退休后，被邀在剑桥、马萨诸塞州和伊诺伊州的厄巴纳任教，并继续从事自己关于文艺复兴的研究和写作，直到1988年11月去世前几周。 巴伦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的第一个突破性成就是，继承和发展了布克哈特的史学传统，提出了“公民人文主义”(CIVIC HUMANISM)新观念，从而把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的史学研究推向新阶段。公民人文主义思想集中地体现在巴伦1955年发表的《早期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转折点：古典主义和专制政治时代的公民人文主义和共和派自由》（下文简称为《转折》一书中（注：原文为《The Crisis of the Early Italian Renaissance:Civic Humanism andRepublican Liberty in an Age of Classicism and Tyranny》，以下简称《转折》，1955年初版，1966年修改后再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以下均引自1966年版，不再一一注释。）。这本书是巴伦30多年来，包括流亡美国前在德国的研究和众多专门论文的汇合成果。他把文化的发展纳入政治学和社会学分析的广泛背景中，为意大利人文主义构建一个全新的论述体制。《转折》把14世纪的人文主义与15世纪的人文主义截然分开，说“一次转折促使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变，确立了两个世纪运动的发展轮廓”。这次转折产生于1389-1402年共和国的佛罗伦萨对专制者加利佐·维斯康提统治的米兰的斗争，一次自由力量与暴政力量的伟大战斗。新人文主义——公民人文主义正是来自佛罗伦萨对米兰的胜利。随后，15世纪头几十年，三位在这个城邦国家当任大臣的活跃公民——萨留塔蒂、布鲁尼和波吉奥被认为是“公民人文主义者”的典范。他们与以彼德拉克为代表的14世纪人文主义相比，虽然都热衷于人文学科，尤其是修辞学，都是能说善辩、才华横溢的“精英”。但前一代人文主义者只是通过自己作品对人物内心的细腻刻画和大自然美的写实描写表达自己对人及其潜力的信念和对现世幸福的追求，而公民人文主义者却通过自己的著作和行为呼唤从古典文化中汲取爱国的公民精神和城邦国家的国民意识。例如，萨留塔蒂在米兰侵犯佛罗伦萨的关键时刻，就以大臣身份撰文号召国民继承罗马共和时代正义和自由的传统，勇敢地投入反对米兰入侵者的战斗，并且强调说：“勇敢的人在尘世生活中劳苦功高，是有资格住在星辰中间的。”（注：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30页。）布鲁尼著名的《佛罗伦萨人民史》和《佛罗伦萨礼赞》，表达了公民人文主义者对共和的崇尚和对专制的憎恨，号召人们投身于火热的社会生活，发扬公德心和爱国的公民精神。波吉奥的《佛罗伦萨市民史》则以出色的言辞和有力的论辩真实地再现公民人文主义者反帝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