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商言商”的产生 查检清末民初中国商人在不同场合下的言论与文字，都会经常看到“在商言商”这四个字。迄至目前，在商言商最早出自何人何处尚无从得知，它如何产生并得以广泛流传也难以知晓。不过，类似的句式古已有之，只是并非针对商人。例如《礼记·曲礼》即曾有这样的记载：“君命大夫与士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库言库，在朝言朝。”后一般用于比喻专就所处的地位而言（注：参见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62页。）。据此可以推论，“在商言商”当是沿用古代的“在官言官”而来。 “在商言商”一词的出现及其广为流传，并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令人重视的影响，大约是在20世纪初的清末与民国初期，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新兴商人群体产生，并且从居于传统的四民之末一跃成产新兴民间社会主导力量的反映。值得思索的是，当时的中国为什么既无“在工言工”一词的出现，也无“在农言农”的产生？这显然与社会群体的重新组合及其各自的地位与影响紧密相关。在清末民初，商人的经济实力、思想意识较以往都有了新的显著发展，与此同时商人在自身组织程度上也大为增强，成立了商会这样具有明显近代特征的新式社会团体，并且开始以独立社会力量的新姿态登上社会舞台，在抵制美货等全国性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另外还成立了许多从事地方自治的社团，不仅在地方自治运动中成为中坚力量，而且在城市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都可以看到商人活跃的身影；再加上重商思潮在清末日益高涨，商人的时代使命感应运而生，由此更受到社会各界的瞩目。与商对应的工，应该是指工厂主。商与工即近代新兴资产阶级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商业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下，长期形成工业不发达、商业畸形发展的不正常局面，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社会影响，工业资产阶级都远不如商业资产阶级。在清末民初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工商一直不分，往往是统称为商人，即使是工厂主也以“商”自称。所以，工业资产阶级在清末没有成立自己独立的社会组织，一般都是加入商会。换言之，当时的工业资产阶级尚未形成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自然难以产生“在工言工”的言论与行动。至于“在农言农”未能出现，则是由于农民人数虽多，但却长期处于自在的落后形态之中，无法形成为有影响的社会主导力量。 20世纪初清朝政府实施振兴工商、奖励实业的新政策，主动倡导和鼓励商人成立商会，但出于维护其统治地位的目的，又始终试图将商会和商人的行动限制在商务范围之内，不允许商人干预地方政务和过问国家的内政外交。清朝商部在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中对此已有明确规定，之后又三令五申，告诫各商会“会议之内凡所论断，一以商情利弊为宗旨，不得涉及商界以外之事”；并特别强调对这一规定“一丝不容稍溢”，务须“恪遵定章，认真经理”（注：苏州市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第38卷，第25页。）。在这里，清朝统治者虽未使用在商言商这四个字，但显然是力图将商会限制于在商言商的戒条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视为在商言商产生的原因之一。 另外，中国与西欧具有民主政治传统渊源的一些国家所明显不同的一个特点是，在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下，广大民众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根本没有参与政治的机会。同时，一般民众也缺乏参政议政的热情和能力，很少关心及过问政治。因此，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基本上无政治参与的渊源和传统可言。商人因一直遭受压抑，社会地位极为低下，政治上无任何权利，加之其自身对政治不感兴趣，同样也不具备政治参与的客观和主观条件。所以，在商言商的提出并得以广为流传，与中国的政治传统和客观环境也不无关联。 从当时商人的自身分析，在商言商的产生似乎也是合乎情理的一种历史现象。如上所述，清末民初的商人虽然经济实力明显增强，社会地位与影响也大为改观，已形成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但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可否认的缺陷。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大多数商人的政治责任感和政治参与意识仍较为薄弱。对于商人的这一缺陷，当时的许多有识之士都曾进行过批评。例如梁启超在1910年即曾指出：“我国自昔贱商，商人除株守故业、计较锱铢外，无他思想。”（注：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8页。）1912年他又在临时工商会议开幕式上发表演说，强调“中国工商界最大之病，莫过于安分守己”，对政治十分淡漠（注：《工商会议开会来宾梁启超君演说》，《中国商会联合会会报》第1年第1号。）。孙中山在长期领导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对此也深有感触，并曾十分感慨地阐明：“吾国商人鲜留心政治，孳孳营业，以求发财，以为国政与商无涉，不知国政之良窳与发财有极大关系。”（注：《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30页。）正是由于缺乏政治责任感和政治参与意识，大多数商人才会在较长的时期内遵从在商言商的信条。 在清末民初，绝大多数商人的另一突出缺陷是其独立性仍较为欠缺，以致于不得不经常将在商言商作为一种保护自己的工具。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近代中国商人实力增强和社会地位提高的重要历史时期，尤其以商会的诞生及其影响的扩大为主要标志之一。但是，商会能够得以成立，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时清朝政府实业政策的变化，受制于统治者态度的转变，因而对官府存在着一定的依赖性。清末就有人指明：“吾不谓中国之不宜立商会，而惜中国商会不能如欧美之完备。”“中国虽立商会，而事事皆仰成于官，断无能久之理。”（注：《论商会依赖政府》，《东方杂志》第1年第5期。）由于受到独立性不强这一缺陷的制约，无论是商会还是商人，通常都会小心翼翼地寻求政治上的平衡，不愿在政治上与官府发生比较尖锐的矛盾冲突，自然也就会主动地宣扬在商言商，以便得到官方的认可，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