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义和团运动的100周年。100年前的这次运动是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结果，是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矛盾的大爆发。中国近代社会，帝国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形式是清政府参加和领导的大规模战争，如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等。另一种形式是人民群众自发的反侵略斗争，主要表现为风起云涌、范围广泛的反洋教斗争，亦即所谓“民教冲突”。近代的外国教会是随同外国侵略军的坚船利炮进入中国的，传教士们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深入内地，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作恶多端。又在中国招收大量教徒，其中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许多地痞流氓，混迹其中，他们依靠教堂势力，欺压良善、鱼肉乡里，为非作歹。正因为这些原因，加上文化的隔阂，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和传教士。帝国主义侵略越深入、外国的传教活动越频繁，教案也越多。19世纪末，矛盾积累，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的性质是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运动。周恩来总理说：“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当然，义和团的时代，中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还很弱小，中国还没有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传人。义和团是一次单纯的农民运动，表现其分散性、狭隘性、迷信落后、盲目排外的种种弱点。不成熟的社会只能产生不成熟的运动。但这是一场正义的、自卫的爱国救亡的斗争。100年后的今天，正当我国在纪念义和团运动的时候，罗马教廷突然出来搞“封圣”活动，所封的120个“圣人”中有86人是死在义和团运动中的所谓“殉教者”，可见他们的矛头是指向义和团运动，要翻历史的案，否定和诬蔑义和团运动。尤其是他们挑选10月1日，即我国51周年国庆的日子搞“封圣活动”，其政治意图，昭然若揭，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12亿中国人民的公开挑衅。中国人民决不会忘记过去的历史，这是一段被侵略、受屈辱的刻骨铭心的历史。但事情已经过去了100年，过去的罪行都是当年侵略分子干的，我们不想再纠缠这笔老账。今天，罗马教廷主动挑衅，对中国做出极不友好的举动，迫使我们不能不进行辩正。 义和团运动因何而起？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徒因何丧生？这是因为外国教会勾结清政府欺压中国人民，人民不得不进行反抗。外国传教士罪行累累，罄竹难书。袁当时任山东巡抚，他仇视义和团，庇护外国教会，但他也不得不承认“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究本源，实由地方州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制……而教民转得借官吏之势力，肆其欺凌，良民上诉，亦难伸理。积怨成仇，有由然也”（《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76页）。连袁世凯也这样说，可见教会势力的骄横跋扈。 帝国主义诬蔑义和团是杀人暴徒，把冲突的责任推到义和团一方，我们决不同意这种强盗逻辑。我们且看看传教士在义和团运动时的所作所为。当时在中国的传教士约有三、四千人，我们对外国传教士并不一概而论，而要具体分析，对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的传教士个人应当分别作出评价，有些传教士是安分守法的，他们在文化教育方面、医疗卫生方面、公益慈善事业方面做了好事，作出贡献，我们对他们表示尊重和敬意。但有很多传教士，尤其在义和团运动中，公开与中国人民为敌，他们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教堂，其中有些教堂，备有武器，建立城堡，挖掘濠沟，他们的武器是新式快枪，甚至置备大炮，到处剿捕义和团，如直隶景州朱家河教堂有武装教徒300人，保定某教堂有武装教徒70人，山东许多教堂武装任意拘捕平民，诬称他们是红拳会或义和团，私设公堂，审讯屠杀。萨拉齐所属的内蒙古二十四顷地方教堂的教民石险生、任喜财、刘二存等“因争地起衅，率领多人至托克托厅所属之河西准葛尔旗属麻地壕村，杀死高占年等九命，弃尸黄河一案，该教堂洋教士藏匿正凶，旋又勾结教民一千余人，在村外房上及村口排列，势甚凶猛”（《军机处录副奏折》1371-1373号）。在这样残酷屠杀之下，中国人民能不起而反抗吗？最大的教堂武装组织是法国主教樊国梁，他组织3000人武装教堂，还有40名正规军，盘踞在北京的北堂中剿捕义和团。在民教冲突中死伤最多的是义和团，因为他们只有大刀长矛，而教堂武装拥有新式武器。 当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传教士是他们的向导和参谋，传教士和教徒们纷纷出动，刺探情报，如英国传教士宝复礼参加联军的情报处，他画的军用地图详细标明村庄、道路河流及清军、义和团的驻地、人数、炮位等等，他们自诩这张地图相当于大海航行中的导航图。八国联军刚到北京，不了解情况，两眼一抹黑，全靠传教士的指引和出谋划策。 八国联军在北京大肆抢劫，传教士积极参与这一暴行。美国传教士都春圃发现一处王府，抢了许多绸缎、皮货和珍宝，在大街上拍卖。另一美国传教士梅子明在一座蒙古王府的阁楼上找到大批纹银和珠宝，他说：“我把这些东西尽快运到了美国公使馆。”法国主教樊国梁更是大抢特抢，他公开命令中国教徒到大街小巷去抢劫，凡是抢50两银子以下不必上交，凡抢到50两以上的超过部分上交教堂。樊国梁本人到前内务府大臣立山家中抢到100万两银子，而樊国梁只承认自己抢了二十万零四十七两。（《传教杂志》1902年121-123页）不管是一百万两或二十万两，都表明樊国梁是明火执杖的强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