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0)05-0013-09 义和团运动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是多方面的。它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显示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坚强意志，而且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引起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新兴资产阶级在思想上对时局进行的深刻反思。而这些反思又通过当时的各种宣传舆论工具表达出来，成为近代思想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的来讲，经过义和团运动之后，国内民众的思想认识，无论在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清政府腐朽本质的认识方面，还是在对人民群众力量的觉悟、对新世纪思想启蒙重要性的认识等方面，都大大提高了。义和团运动对近代思想启蒙的积极影响是不容置疑的。 一、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清王朝反动本质的新认识 帝国主义列强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和清朝腐朽卖国的嘴脸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暴露得淋漓尽致。对于这些，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有比以往更为明确的认识。 在改良派方面，《清议报》发表署名“佩弦生”的文章《论中国救亡当自增内力》，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对待中国的政策有的主张“瓜分”，有的主张“保全”，尽管旗号不同，但侵略实质却都一样。文章说：“呜呼！天下安有借外力而可以立国者哉！”“其所谓保全之策，则亦取我要港，得我铁路，扩张势力……所谓保全者，固犹是侵略之政策。特彼出以急激之手段者，此则出以和柔之手段而已。”[1]（第41册）邵阳蔡奋的《人道乎？抑人道之贼乎？》一文明确指出：义和团的“挺而走险之举”起因于各国列强的“骄横暴厉”。作者说：“义和团之起因也，因各国之骄横暴厉，愤恨耿集，含郁已久……吾读东西各舆论，盖怜其罪而嘉其义者亦不鲜矣。呜呼，义和团其果为‘文明之公敌’乎？果为‘世界之暴族’乎？”[1]（第66册）类似这样的仗义执言，在改良派发表的文章中屡见不鲜。 《中国日报》、《中国旬报》等革命派报刊在大量报道义和团活动的同时，愤怒地抨击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军事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罪行。《中国旬报》揭露八国联军侵占天津，大肆烧杀，无数民众“枪死、炮死、刀死、践踏而死……自城内鼓楼迄北门外水闸，积尸数里，高数尺。”[2]（《天津一月记》，第28期）该报刊登的另一篇文章《中外关系说》特别揭露俄国为侵略中国，“遂用灭波兰之故智，阳托于大义，阴诱以甘言，重之以密约，交之以厚仪，遂从衮衮执政中分出一派联俄之大臣”，以控制中国内政。列强“派兵多至号三十万，禹土开国以来，受外人戎马之践踏者，以此次为最。”[2]（第20期）在《记营口失陷详情》、《记俄兵陷海城事》、《东三省失守始末》、《俄兵残暴确证》（均发表于《中国旬报》）等文章和报道中，对义和团运动期间俄军的侵略暴行作了尖锐揭露。清政府卖国求荣的丑恶嘴脸在义和团运动中暴露得淋漓尽致，使国人对其反动本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陈天华的《猛回头》在形象地描述了清政府对列强摇尾乞怜的卖国丑态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3](P147,P151)“洋人的朝廷”一语，就是革命派在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后给清政府所下的政治判断，标志着民主革命意识的觉醒。 国人的反思不仅表现为对各国列强侵华罪行的谴责，而且还把对列强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思考，提出了“帝国主义”的新概念，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政治思想方面的新进步。 由中国留日学生创办、以宣传革命为宗旨的刊物《开智录》（1900年11月创办）发表了《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二十世纪世界之前途》一文，明确地阐述了“帝国主义”这一政治概念。文章对“帝国主义”所下的定义如下： 帝国主义(imperialism)之名，何目昉乎？乃起于当时拿破仑党之欲谋恢复帝政，故称其主义为imperialisme(opinion desimperialistes)，此真帝国主义也。至今日之所谓帝国主义，实大有不同。如北亚美利加洲所行之帝国主义，乃膨胀主义也，扩张版图主义也，侵略主义也。总言之，今世界之帝国主义，实狄塔偏dick turpin主义，即强盗主义也……今日之世界，是帝国主义最盛，而自由败灭之时代也。[4](P53) 这一定义尽管不甚科学，但对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基本特征的揭露是深刻的。文章还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帝国主义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描绘出帝国主义猖獗于世界的可怖图景。值得指出的是，文章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和揭露，与义和团事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文章指出：“在二十世纪之大剧中，今回之事实，其尤轻者也，其更残酷者，岂堪屈指哉！夫黑龙江旁之虐杀不过数千人耳，山东直隶数处之蛮行不过数府数县之地耳；我全国之人民土地，皆在于束薪之上，将来全体之大动，不更利害万千倍耶！”[4](P57) 义和团运动以后，“帝国主义”这一概念频频见诸国内的书籍报刊，被人们广泛使用。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阐明了“帝国主义”、“民族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等概念，认为：欧洲国家思想的发展是从“帝国主义时代”到“民族主义时代”，再到“民族帝国主义时代”，最后进入“万国大同主义时代”。[4](P30)所谓“新帝国主义”就是强权政治和侵略主义。他说：“故德国以杀两教士之故，而掠口岸于支那；英国以旅民权利之故，而兴大兵于波亚……盖新帝国主义，如疾风，如迅雷，飙然訇然震撼于全球，如此其速也。”[4](P33)具有革命倾向的刊物《湖北学生界》第1期发表的《叙论》、《浙江潮》第6期刊登的《新名词释义·帝国主义》等文章，不仅对“帝国主义”作了词义上的说明，而且还对帝国主义列强作了进一步分析，指出：自1900年以来，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政策有所改变，侵略重点“不在政治上而在经济上”。其原因有二：一是列强的“工商业日益发达”；二是“义和团之反抗力是也”。“甲午一役，列强知中国之无能为，于是种种野心起，及夫庚子难作，而彼乃深悔其昔日之政策盖不足以亡人矣。”列强实行的“经济之侵略”，用心更为狠毒，“譬是犹人也，朝割其一手，夕割其一足，其人必痛，而其惊醒也易，而其反抗之力大，而其人犹可以复生也。若举全身之精血而吸之，其犹茫然皇然莫知其由，未几乃病瘵以死矣。”[5]（飞生：《俄人之东亚新政策》，第1期），这些揭露具有一定的深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