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00)04-0001-07 今年是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一个世纪以前在中国大地上掀起的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风暴，不但在当时震动了世界，而且至今仍然留给我们许多值得深思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义和团运动从开始到终结，正好经历了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国人民正是在血与火的洗礼中送走十九世纪，跨入二十世纪的门槛的。 义和团运动是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民族危机极为严重的产物。这场运动被残酷地血腥镇压下去之后，中国又是面临着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局面呢？中国人民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去迎接二十世纪的曙光的？新的世纪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新的灾难还是新的希望？ 一个严峻的课题 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打败，清政府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最后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二是戊戌变法，光绪皇帝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推行政治改革，但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的镇压下惨遭夭折，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洒刑场，改革的一线生机被痛心地扼杀。三就是义和团运动，北方地区的广大下层群众，自发地拿起原始武器，起来抗击列强侵略。但他们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缺乏理性的认识，也无力识破封建顽固势力的愚弄和出卖，最后只能悲惨地倒在八国联军的罪恶炮火之下。 这三个历史事件，内容不同，性质不同，社会影响也各异。但有两点是共同的，一是每一次事件过去后，总是导致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再一是与此相伴的，是民族觉醒程度的进一步提高，救亡意识的进一步加强。 甲午战败后，人们就用“瓜分豆剖，渐露机牙，恐惧回惶，不知死所”，“譬如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注：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二册，第189页。）一类的语言形容祖国的危急情状。连一位守旧官僚也说，当时人们“私居偶语”，也动辄要发出“国亡国亡，可何奈”的慨叹。戊戌以后，不但内政鼎革无望，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瓜分狂潮更是波涛凶险。人们大声疾呼：“今日之中国，国势濒危，内部之患，如肉腐烂，日见消溃；外交之迫，如水煎膏，日渐憔悴”（注：《东方杂志》，第1年，第11期。）。任何一个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普遍认为自己祖国“精华已竭，膏血俱尽”，因而充满了忧伤、焦虑、失望和悲愤之情。 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列强强迫清政府于1901年9月签定了《辛丑条约》。这个条约，是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又一付沉重枷锁。超过10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对一系列国家主权的严重破坏，使中国进一步向半殖民地的深渊沉沦。在这种情势之下，人们会以何种心情迎接新世纪的到来，自然是可想而知。下面的这段话，实在是颇具典型意义的： “俄虎、英豹、德法貔、美狼、日豺，眈眈逐逐，露爪张牙，环伺于四千余年病狮之傍。割要地，租军港，以扼其咽喉；开矿山，筑铁路，以断其筋络；借债索款，推广工商，以朘其膏血；开放门户，划势力圈，搏肥而食，无所顾忌。官兵黜陟，听其指使；政府机关，使司转捩。呜呼！望中国之前途，如风前烛，水中泡耳，几何不随十九世纪之影俱逝也。”（注：《学生之竞争》，《湖北学生界》第2期，《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452-453页。） 的确，在新的世纪，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究竟怎样？具有古老文明的中华民族会不会随着十九世纪的逝去而一起消亡？这正是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的一个不容回避的严峻问题。 “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 历史永远是丰富多彩的、千姿百态的。进入二十世纪的时候，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并非只有沮丧和失望。否则，我们也就无法理解本世纪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无法作出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二十世纪的一百年，是中国人民从逆境中顽强奋斗，最终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走上全面振兴的康庄大道的一百年”的科学论断了。（注：江泽民：《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00年1月2日。） 与危机感和紧迫感不断增强的同时，志士仁人们对于救国道路的探索也取得了新的发展，新的突破。 二十世纪的头一年，21岁的青年鲁迅写下了他的著名诗作《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首小诗，既表达了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忧虑，又抒发了献身民族振兴事业的豪情壮志，很能反映出当时有志青年的共同心声。 用鲜血和生命奉献于国家和民族的振兴，在当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投身于推翻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的清王朝的革命运动。如果要问，中国进入二十世纪之初政治生活最鲜明、最本质的特点是什么？答案正是革命思潮的迅速传播和革命活动的蓬勃兴起。 从十九世纪末叶就倡导推翻清朝政权的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切身感受到世纪交替前后革命形势的巨大变化。他在《革命缘起》中说，当他早期从事革命活动时，“举国舆论，莫不目余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漫骂之声，不绝于耳。”“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注：《孙中山选集》，第199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特别是“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帝后之出走，议和赔款九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遗，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事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至此萌芽矣”（注：《国父全集》，第1卷，第252-2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