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92.7：K25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0）04—0098—08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某些复杂的历史问题研究得越多，其进一步探讨的可能性也往往越大。大陆学者为期半个世纪之于孙中山反满民族主义思想的研究也大致如此。 近20年来，关于大陆学者研究孙中山辛亥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想即反满思想的状况，至少有4 篇论文提供过详略不一的综述和评论：一是陈锡祺先生所撰《建国以来孙中山研究述评》[1]； 二是林家有先生所撰《建国以来孙中山民族主义研究述评》[2]； 三是段云章与周兴梁合撰《建国以来孙中山研究述评》[3]； 四是张磊先生的《孙中山思想研究述评——祖国大陆学者40年来实绩综览》[4]。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上述作者不仅都是毕生致力于研究孙中山的专家，而且都来自广东。只因陈、段、周、张诸先生并非专为评述研究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之状况而作，而且陈锡祺先生所撰乃18年前，有关内容比较简约；相比之下，林家有先生完成于1984年的专题撰述显得较为详尽。而在此之后，大陆学者的有关研究仍呈活跃状态，并有所深入。由此回头观照不同阶段的有关研究成果，也许别有一番滋味。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拟在上述学者的著述基础上，就半个世纪以来大陆学者之于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即反满民族主义之研究状况作出简要介绍与评论，以期有助于有关研究之深入。 一、思想之源与流 50年代发表的3篇专述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论文， 都充分注意到了这一思想的渊源与社会历史条件。李泽厚认为，从理论上讲，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范畴，不同于章太炎等人那种夷夏之辨的中国传统封建观念。“从现实渊源说，则是太平天国、义和拳等农民革命的反满要求的承续和提高。”[5] 张磊则认为，孙中山除了从“欧美借取了自由的解放思想”与“接受了农民阶级和社会下层分子的民族革命斗争的路线，但又淘汰了其中的笼统的排外主义和宗法的落后色彩”，还“继承了把中国的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命题与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化相互联系的改良派的观点，但又唾弃了其中的妥协主义的谬误路线”[6]。可见，张磊已较早地注意到康有为、 梁启超等“改良派”对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萌发也有积极影响的一面。李光灿则着重阐释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进而指出：这一思想“是在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朝民族压迫的社会条件中产生的，它反映了全国人民反清反侵略的民族革命的要求”[7]。 除此之外，苑书义《同盟会时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文也涉及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起源问题，他所强调的是国内外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斗争对孙中山的感召。他说，孙中山民族主义纲领的提出，既有“汉族人民革命的风潮一日千丈”的推动，也有“亚非殖民地人民反帝斗争的鼓舞”[8]。 1961年，正值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刘大年专论反满问题。他认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之所以“具有浓厚的反满民族斗争色彩”，“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辛亥革命要打倒的反动政权，是一个满洲贵族占有特殊地位的政权。满洲贵族利用它的地位采取一些实际上只符合于贵族特殊利益的民族歧视政策压迫国内其他民族，主要是压制汉族。”[9] 进入70年代末以后，有关讨论继续展开。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云：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渊源有二，“一是农民阶级朴素的民族反抗思想”，“二是西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10]。魏忠胜也说，一方面，“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就其思想渊源来说，继承了中华民族革命、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的传统”；另一方面，“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近代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不过，他在具体阐述时，还是强调前者。在他看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主张，“既汲取了朱元璋的‘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思想，又更多地受到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启示”[11]。 李时岳与赵矢元则认为，“反满思想主要来源于封建的大汉族主义的‘华夷之辨’，即汉族优越于国内其他民族，只有汉人可以做中国的皇帝，其他民族没有资格做中国的皇帝。”至于“清朝统治确立后逐渐淡薄下去的满汉矛盾，经过200多年又突然尖锐起来了”， “真正的原因在于‘反满’和资产阶级民族思想的结合”[12]。 林家有从社会背景、阶级基础与思想源流等三方面加以探讨。他说：“帝国主义的疯狂入侵和清政府走狗面目的彻底暴露，是20世纪初孙中山提倡民族主义的社会原因。”“随着民族资产阶级阶级意识和政治要求的确立，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族觉醒日益提高，是20世纪初孙中山提倡民族主义的阶级基础。“继承中国近代以农民为主的革命‘先民’的反清革命传统，吸收欧美和亚洲各国民族独立的革命思想，作为争取中国民族独立和民主的思想武器，是20世纪初孙中山提倡民族主义的思想渊源。”至于“先民所遗留的思想”，“这包含有继承古代中国‘夷夏之辨’的思想因素，但主要是吸收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反清思想。”[13]稍后，他也强调说：“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虽然是中西文化复杂化的产物，但它产生的文化背景主要是受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思潮的影响。”[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