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在1888年的《上清帝第一书》，是中法战争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伸入中国西南边陲、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趁入京应试的机会，向光绪皇帝上的第一书，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份重要文献。 最近，翁同龢后人将珍藏多年的翁同龢手抄《第一次上书》影印出版（注：见翁万戈辑：《翁同龢文献丛编》之一《新政·变法》，台湾艺文印书馆影印，1998年8月初版。）， 孔祥吉同志也有专文论述（注：见孔祥吉：《翁同龢与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载《晚清佚闻丛考——以戊戌维新为中心》，巴蜀书社1998年7月出版。）。蒙翁氏后人翁万戈先生惠赠， 我据以校雠《南海先生遗稿》中的康有为手稿以及已刊各本，感到翁氏摘抄的印发，给我们提供了一份研究戊戌维新和翁同龢的重要资料，但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手稿，还是可以信赖的。 一 较早刊行《上清帝第一书》的是《救时刍言》，此书序文撰于“光绪二十年甲午冬十月”，署“桂林冷风热血斋谨序”，谓：“自顷余过友人家，得有南海康孝廉祖诒奏议书策诸稿，观其所作，已在前数年时矣。”查康有为于1894年入京会试，7月（六月）返粤，8月（七月），余晋珊劾以“非圣无法，惑世诬民，请禁《新学伪经考》而禁粤士从学”，康有为乃于11月（十月）游广西，住风洞，“寓桂林凡四十日”，此书即刊于是年。接着，1896年上海时务报馆代印《南海先生四上书记》，录有《上清帝第一书》。此外，《皇朝经世文编》、《康有为书牍》等也都登载。后来，上海有正书局发行《康南海遗稿》，内有《上清帝第一书》手迹和批件（以下简称“康本”）。我在编录《康有为政论集》时，曾据《南海先生遗稿》中的《上清帝第一书》手迹，参校《上清帝第四书》各本，由中华书局出版。 1998年8月， 我到北京大学参加戊戌变法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蒙孔祥吉同志赠以《晚清佚闻丛考》，其中有《翁同龢与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9月又去常熟， 参加戊戌变法与翁同龢学术讨论会，蒙翁氏后人翁万戈教授赠以《翁同龢文献丛编》之一《新政·变法》，看到了翁同龢抄件影印件（下简称“翁抄”）。发现“翁抄”是从康有为奏稿摘抄而成，两本内容虽有详略，但“康本”还是可信的。 “康本”原文共十五叶，每叶左、右各十行，每行约25字，除去不少抬头、空格外，共约6000字。“翁抄”用松竹斋十行纸，每叶左、右各十行（第一叶写成十一行），每行约28字，共约1500字，仅有“康本”的四分之一，正如孔祥吉同志所说：“二者内容详略有明显差异”；孔同志还举出三例，说是“康本”有“刊落”，“康有为对《第一书》进行“改删”。录如下： 比如，康氏在论述中法战争之后，中国面临列强交迫之危局时，《遗稿》称（注：《遗稿》指《南海先生遗稿》，即“康本”，下同；又下引文中着重号均为孔祥吉所加。）： “俄筑铁路，前岁十月已到浩罕，今三路分筑，二三年内可至珲春，从其彼德罗堡都城运兵炮来，九日可至，则我盛京国本，祸不旋踵。” 翁氏《第一书》摘抄本则作： “俄筑铁路，前岁十月已到浩罕，今三路分筑，其一已在伊犁北之穆哈喇，二三年内可至珲春，从其彼得罗城运兵炮来，九日可至，则我盛京国本，祸不旋踵。” 又如，《遗稿》所刊《第一书》谓： “英之得缅甸，一日而举之，与我滇为界矣，滇五金之矿，垂涎久矣，其窥卫藏也，在道光十九年，已阴图其地，至今乃作衅矣。” 而翁氏摘抄本则谓： “英一日而举缅甸，与我滇仅隔怒江之夷，五金之矿，垂涎久矣，其窥卫藏也，在道光十九年，今乃作衅焉。” 再如，《遗稿》所载《第一书》在论述须慎声色之防时云： “明年皇上大婚礼成，亲裁庶政，春秋鼎盛，宜慎声色之防。” 而翁氏摘抄本则云： “皇上大婚伊始，庶政将裁，血气未定，宜慎声色之防。” 翁氏不惜气力，对康氏第一书详加摘抄，但是，无论如何，摘抄本只能比康氏原呈字句减少，而绝不可能任意添加，上引三段文句中大多数加点的字句，在《遗稿》中都刊落了，我以为这些地方都是康有为对《第一书》进行改删的明显证据。至于在个别词句方面，《遗稿》所刊《第一书》之改动痕迹更是枚不胜举。（注：孔祥吉：《翁同龢与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载《晚清佚闻丛考》。） 经过校阅，发觉孔祥吉同志所举，即“翁抄”原文旁加点的，都是“康本”原有，而经删除的，“翁抄”则是未经批改修删之本。加点处的增改，是经沈曾植“手批”增改的。 二 《南海先生遗稿》封面下有“沈寐叟手批”字样，首叶又有“《南海先生遗稿》，并沈子培先生批，门人徐勤敬题”题署，知所收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是经沈曾植批改的。 沈曾植（1850—1922年），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庚辰进士，钦用主事，观察刑部，签分贵州司行走。1888年，康有为上书吁请变法，沈曾植曾参与其事，并手批奏稿，这在《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十四年戊子，三十一岁”中，有明确记载： “时讲求中外事已久，登高极望，辄有山河人民之感。计自马江败后，国势日蹙，中国发愤，只有此数年闲暇，及时变法，犹可支持，过此不治，后欲为之，外患日逼，势无及矣。时公卿中潘文勤公祖荫，常熟翁师傅同龢，徐桐有时名，以书陈大计而责之，京师哗然。值祖陵山崩千余丈，乃发愤上书万言，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黄仲弢编修绍箕、沈子培刑部曾植、屠梅君侍御仁守，实左右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