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0）04—0034—08 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梁启超的学问在20世纪初年的学术界，带有鲜明的不中不西、不新不旧的特征，判断他的学术属性因而不太容易。但看得出，终其一生，他与清学正统派一直有一种扯不断的关联，流亡日本后他则逐渐走出今文经学，表露出一种向清学正统派努力回归的倾向，而他晚年弃政从学以后这种倾向更加明显。本文拟截取这一文化现象作为一个视角，并结合20世纪初年的学术大背景，来审视梁启超一生的学术历程，寻找他学术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进而揭示出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之间血脉相通的联系。 一、早年与清学正统派的渊源 清学，又称汉学、朴学、汉古文学（但也包括汉今文学）。“清学”的名称来自《龚自珍全集·与江子屏笺》[1]（P900）。“清学正统派”这个概念完整地出现则最初是在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里面，他说：“其全盛运动之代表人物，则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也，吾名之曰正统派。”[2]而梁启超最初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里曾把经学考据派称之为“清代学术之正派”[3]（P88）。由此可见，清学正统派其实就是与宋学相对应的乾嘉汉学考据派，研究范围一般包括文字学、训诂学、校勘学、考订学等[4]。严格地讲， 清学正统派或曰乾嘉朴学之正统派是指解经以许郑贾马为宗的清古文经学派[5]。 但梁启超所讲的清学正统派并不偏重其经学立场，而主要是从其考据学方法特征上来定义的。 梁启超从13岁起接受的就是清学正统派的严格教育和训练。据他自己回忆，他12岁应试书院，日治帖括，虽然不大喜欢，但不知天地间除了帖括之外还有什么学问。“十三岁始知有段、王训诂之学，大好之，渐有弃帖括之志。”[6]（P18）十三四岁时他又分别从学于广州的吕拔湖和佛山的陈梅坪，钻研旧学。15岁即肄业于学海堂，“不知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6]（P18）稍后，他在广州又学于“旧学尚好”[6]（P19）的石星巢先生，而且每届年假他都要买类似正续《皇清经解》、《四库提要》、《粤雅堂丛书》等传统汉学典籍[6]（P19）。 梁启超16岁时正式进入学海堂读书，同时又当菊坡、粤秀、粤华等几大书院的旁听生。学海堂是阮元1820年任两广总督后效仿诂经精舍及其他江南书院的学制创立的，鼓励以实学研究补充学海堂的经史教育，以削除宋明理学在两广的巨大影响[7]（P89）。与诂经精舍是为了纪念东汉经学大师郑玄、许慎不同，阮元创办学海堂是为了纪念东汉今文经学家何休，因为他的经学造诣渊深似海[8]（P153）。 创办者阮元在经学立场上不仅是折衷汉宋，而且还兼取今古经文。他对清代学术的主要贡献自然是他推动了以崇尚郑玄、许慎等的东汉古文经学为主的汉学运动的发展，但他又与研治公羊学的学人如孔广森等及许多和常州今文经学有联系的学者如刘逢禄、凌曙等存在私人交往。如阮元汇编清代经学研究丛书《皇清经解》时，就接受了刘逢禄的建议将研究东汉古文经学、西汉今文经学的成果一并收入。但自刘逢禄后清今文经学也注重考据，逐渐进入了考据学主流，由此可以想见，学海堂的学生治经不管是古文还是今文，其方法则肯定是严格的考据学方法。 梁启超在这个“专治经学之所”[6]（P20）的学海堂里接受的就是这种严格的考据学训练，他曾写过一篇万余字的《汉学商兑跋》，但已佚失了。在季课大考中他“四季皆第一。自有学海堂以来，自文廷式外，卓如一人而已”[6]（P22），在经学上已是一位卓荦之士。因为学海堂在经学试卷中是今古文经兼而有之的，所以梁启超此时在经学立场上也是比较模糊的，但可以肯定他接受的是正统的汉学训练，对所谓清学正统派学术奉若神明。 二、逐渐走出今文经学 众所周知，梁启超一度信奉并宣扬康有为的今文经学说。但他后来自言“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2]（P63），逐渐悖离康有为的经说，而开始表现出一种认同、 复归清学正统派的倾向。 在解释康梁后来为什么会发生分歧时，一般都习惯于从梁启超流质善变的性格，或从梁的政治思想方面找原因，而漠视早年正统派考据学训练对他的影响。其实，学术路向上的分歧才是造成康梁失和的更深层次上的原因。梁启超早在接受康氏经说那时起，就已经潜伏着他日后可能悖离师说的根源。 梁启超17岁即中举人，“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6]（P23），但当康有为以大海潮音向他作狮子吼后，他才恍觉数百年来的考据旧学全都无用，从此退出学海堂，请学于南海门下，从此开始了他对清学正统派的偏离期。梁启超所以能抛弃旧学，师从康有为，一则因为康氏力倡“经世致用”，认为读古书“不当求诸章句训诂名物制度之末，当求其义理”[2]（P58）。作为“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9]的梁启超，此前昧于时势， 用世的愿望与无用的学问之间的矛盾使他很痛苦。二则康氏杂糅中学西学，兼治经学史学，极大地开阔了梁启超的治学视野，使他感到“生平知有学自兹始”[6]。 作为康有为的得意门生，梁启超一度极力宣扬康氏的今文经说，也讲孔子改制、刘歆改经，在学术立场上甚至走到了正派统的反面，但当时他即对康氏学说的许多地方心存疑义。梁后来与陈千秋共同帮康写作《新学伪经考》时，就“时时不慊于其师之武断，故末流多有异同”。如梁认为康力持《史记》、《楚辞》都曾经刘歆羼入，甚至出土的钟鼎彝器也都是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的说法，“实为事理之万不可通者”，谓康“好博好异”，“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2]（P57）。 翻检由万木草堂弟子们的笔记合成的《万木草堂口说》，会发现康有为虽然对清初诸老及乾嘉汉学家们评价甚高，但对正统派公认的始祖顾炎武的评价明显低于黄宗羲，对江藩的人品著述诋责甚苛，还认为“顾、江、钱、戴、段、惠皆汉学，实歆学也”，简直要一笔抹杀正统派学术。这些言论使梁启超不能不心有疑虑，但作为弟子只得隐忍。流亡日本后，他们师徒在学术及政见上的分歧就显露并扩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