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是近代首倡学习西方的先驱人物之一。依现代标准来衡量，其“立德”、“立言”的建树远大于“立功”；而从清王朝的角度看，其“立功”与“立言”之间，并无太大的差距。郭嵩焘对厘金制的首倡和践行，于清朝战时筹饷的贡献便较为突出。 厘金作为一种临时税制，从其试行、通行，再到漏卮四生，是终晚清都未能裁撤的税项。对厘金的各种评判，形成晚清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侧面。而厘金制的肇兴与演变，在郭嵩焘的政治生涯与经济思想中，尤其有着一条清晰的脉络。作为集士大夫、激进的洋务思想家、湘淮两系谋士于一身的人物，郭嵩焘与厘金的关系和对厘金态度的演变，折射出厘金制缘起和演变的社会背景，及郭嵩焘本人思想的演变。这种个案典型性，又因郭嵩焘在湘、鲁、粤的办厘活动而具有实践基础。 本文大致以时间顺序，来探寻郭嵩焘与厘金制关系的轨迹。 一 在经济政策的层面上，郭嵩焘是厘金制的首倡者之一。 关于清代厘金制的首倡者，一般的说法是扬州帮办军务雷以諴的幕僚钱江。但在咸丰三年左右，由于相同的财政问题在各用兵地区普遍存在，实际上许多人不约而同提出了厘金筹款之法。正如罗玉东先生所言： “厘金之产生，上文已言系由当时财政环境所促成，因不能谓无钱雷而二人，则如厘金一类之征商税制即不会产生……”（注：见罗玉东《中国厘金史》第25页，台湾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 郭嵩焘于咸丰三年上半年开始承担为湘军筹饷的重任。他由黄冕在湖南常德设局抽厘得到启示，遂“以此为筹饷一大端，言之骆文忠公（时任湖南巡抚），开办通省厘捐。”（注：见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第44页，台湾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而钱江奏请于江北里下河设局劝捐，也大约在同年的初夏，与郭嵩焘几乎同时。到江苏帮办军务胜保奏请将厘捐推广各地时，湘抚骆秉章首先响应仿行。咸丰五年四月，湖南办起了全国第一个省级厘金局，郭嵩焘与胞弟崑焘作为本地士绅，参予主办了局务。 对于厘金制的合理性，郭嵩焘曾在浙江筹饷时与人谈及： “国家无事之时，常赋所入，足资国用，故取民有节，虽有暴君，不可得而易也。军兴费烦，于是酒榷茶榷之属，百端并举，甚或加赋，或预征，自古为然，虽有仁君，不能废也。夫酒榷茶榷，其类繁，或有税或无税，或重或轻，其弊为甚，故不如厘金……今天下之利一出于商贾，取之以厘计，至约也。所取于商贾也，为厘以二三计；商贾所加取于民，率四五计。是仍取之民也，于商贾何害？然使竟取之民，则足以致乱，取之商贾，而民安焉。是又可由之，不可使知之义也。”（注：见郭嵩焘《郭嵩焘日记》，咸丰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第83页。） 这段话从几个方面概述了对厘金的认识。其一，道义上的不可置疑性。郭嵩焘强调国家（清王朝）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非常时期的军费开支，征税理应打破和平时期的“取民有节”，无论是“百端并举”，还是“加赋”，甚至“预征”，都是天道国理，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甚至超越了一君一姓的政治权力。其二，厘金征收使商税化繁为简，便于操作。厘金的征收对象按商业类型分为行商和坐贾，分收行厘和坐厘，征收时按价格的百分之一抽取，税额既轻而手续又较之旧法大大简化，其公正性更强一些，所谓“笼而取之，为公而实。”其三，厘金征收有政治策略上的优越性。厘金征之商人却不损伤商利，取之于民却又避免直接征税于民而易致的激变。如此，厘金制有巧妙平衡社会心理承受力之功。由以上三点，郭嵩焘肯定厘金制“惠商而商实受其惠，无焚掠之忧；便民而民真得其便，无荡析之警”（注：见《各省抽厘济饷历著成效谨就管见所及备溯源流熟筹利弊疏》，《郭嵩焘奏稿选辑》第132页。），是当时情况下最佳的筹饷之法。因厘金制这种应急性质，郭嵩焘自然主张“俟天下无紧急之军需，直省无积欠之兵饷，户部无竭蹶挪移之苦状”时，可“尽罢各省厘捐”（注：见《各省抽厘济饷历著成效谨就管见所及备溯源流熟筹利弊疏》，《郭嵩焘奏稿选辑》第132页。），于剿灭太平天国后即应取消厘捐。 在阐明厘金制政治合理性的同时，郭嵩焘又为厘金制寻找历史合理性。他将厘金制最远溯至周代的“廛布”和“絘布”（分别相当于厘金制中的坐厘和行厘），而且“今之厘金，与汉之算缗、唐之除官钱、宋之经制头子钱异名而同实”（注：见《各省抽厘济饷历著成效谨就管见所及备溯源流熟筹利弊疏》，《郭嵩焘奏稿选辑》，第127页。 ）。同时，他认为晚清厘金制在保持古义的基础上，又因“不限以科则，不拘以程式”，即无统一固定程式，而是本着“因地制宜”、“任人不任法”的宗旨行事，可避免不考虑地域差异而导致的不公平，能够“取之于民者约而为利反多。”（注：见《各省抽厘济饷历著成效谨就管见所及备溯源流熟筹利弊疏》，《郭嵩焘奏稿选辑》，第127页。） 值得注意的是，郭嵩焘在对厘金制追根溯源时，对社会各阶层运用的传统四民概念，其内涵已有了些微的变化。在他的理解中，“四民唯农商二者为有常业，不取其商，即取其农。农民务本而生计微，商民逐末而利源厚，轻重之宜，宜易知也。”（注：见《各省抽厘济饷历著成效谨就管见所及备溯源流熟筹利弊疏》，《郭嵩焘奏稿选辑》， 第127页。）其中“轻重之宜”中“轻”指传统的本业农业，而“重”则指末业商业。此外，显然郭嵩焘在“农本商末”的观念基础上，对“农”与“商”关系的理解，已偏离了“重农抑商”的原意。代表着传统农业的“本”与“重”，象征着传统商业的“末”与“轻”，作为社会伦理判断的基本概念，已被分割而重新组合，从而增加了功利价值判断（市场交换价值）的因素。商业因利润丰厚、有显见的实际功利，在郭嵩焘的本末之辩中被着重强调，其意义十分耐人寻味。实际上，郭嵩焘对“轻重之宜”的重新定位，客观反映出一个较为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近代商业税收将摆脱在国家财政中的附属地位，而逐渐成为财税的主项之一。在晚清传统本末观的演变中，郭嵩焘的本末观占有独特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