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973（2000）04－0040－04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起落于“维新”与“革命”之间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是近代中国社会演变过程中的特定历史现象，有着特定的历史内容，起着特定的历史作用。 一 近代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方面使独立的中国向着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演变，日益激化着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与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另方面又使封建的中国向着半封建社会演变，产生了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矛盾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1840年开始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和以《江宁条约》为开端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是近代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的第一步，与此步同行的是以广东三元里“平英团”为代表的武装反抗英国侵略暴行的斗争。而1851年继之而起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也不再是简单地反映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而是反映了由于外国的侵入迅速激化了封建主义与城乡人民群众的矛盾，表示了对中国社会向半殖民地演变的直接反抗。 1856年开始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及其结局，在政治上产生的严重后果：一是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二是外国传教士潮水般地涌进中国的通都大邑和穷乡僻壤。有些传教士是列强欲以“张国威”，“广土地”的工具[1]（P7）。他们积极为列强侵华出谋划策，并大量发展教徒，“借党徒以凌士庶”。更为甚者，他们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插手官府，包揽词讼，私立公堂，非法审讯中国人民。这些都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官民的尊严。正是人们不甘心日趋加深的半殖民地处境，从60年代起掀起了以平民为主体，并有官绅介入的广泛、普遍的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 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丧失了大量主权，其中与经济特别有关的是关税自主权、海关行政管理权、内河航行权、内地通商权等。资本主义列强以上特权的获取和金融、航运等强有力的经济侵略机构的建立，通商口岸的增开，外国商品输入的激增，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中国的自然经济首先在沿海、沿江及其附近地区出现了较大程度的解体。因之，从70年代产生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相呼应的是要求发展近代工业，以挽回利权为内容的早期维新思想。有些人呼吁中国应速办近代工业，“凡中国所需于外国者，即可自行制造，外国所需于中国者，并可自行贩运，收回利权，扩我远图”。他们提出：不仅要用机器生产价廉物美的商品进行抵制，还必须发展近代航运业进行抵制的主张[2]（P24）。早期维新思想家，就是主张“变法御侮”的思想派别。 就中日甲午战前论，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和由此产生的政治、经济的基本矛盾，主要表现为以农民为主体的自发反抗和早期维新思想的“变法御侮”主张。中日甲午战争和由此签订的《马关条约》使得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一是世界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带有明显帝国主义的时代特征。如同维新志士梁启超说的：“列国所以亡中国者，全属新法，一曰租借地方也；二曰某地不让与他国也；三曰代造铁路也”[3]（P46）。从此，在中国掀起了强租海港和划分势力范围等带有明显领土占有的瓜分狂潮，竟相向中国输出资本。并且“自马关立约，各国洋商均可制造土贷，为历来条约所不载”[4]（P3850）。致使“洋商在中国设厂造货，人工运费种种省便，利益甚优”[4]（P4051）。自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由以往的商品输出为主，代之以资本输出为主。 二是甲午战争，使得清王朝的“国丑全露”，致使清朝统治集团中的“荩臣志士，益慨然于强弱利钝之故。欲尽取欧洲之新法，变易华夏之旧习”[4]（P3877）。为此，光绪帝颁布了“蠲除积习，力行实政”，“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的谕令，并由总理衙门奏准于1898年颁布了《振兴工艺给奖章程》，承认民族工业的合法地位。因此，中国商民一方面“知外人得来内地设厂造货，莫不感慨奋发”，主张实业救国，要求自办铁路，开采矿山，设立工厂，以抵制“洋商洋厂”；另方面“又深悉朝廷恤商轻税之章，其意集股图先者颇不乏人”[4]（P3949）。因之，甲午战后三、四年间出现了兴办工矿企业的浪潮，中国民族工业进入初步发展阶段。 三是“自中东战后，忧时之士，知外患之频仍，由于内治之不整，于是政治改革之思潮流行于内外”[5]（P611）。 就是在这一思潮的激荡下，在士大夫阵营中，涌现出一股倾向维新同情变法，颇具影响的政治势力。随着中国瓜分危机的加深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首先登上了政治舞台。康有为把早期资产阶级的维新思想，发展成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孙中山也开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活动。就当时说，不论“维新”还是“革命”派，查其重要成员的出身，绝大多数都生长在被迫开放较早，经济相对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他们在西学东渐中较早接受了西方社会的政治学说和近代科学知识，具有近代意识，反映着中国社会内部新兴经济的要求。 然而，中国是一个土地广阔的农业大国，农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近代中国社会演变到19世纪末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还仅限于中国东部沿海和沿江地区。而中国内地特别是北方广大内地农村的自然经济，虽然遭到了外国侵略势力的冲击，但自然经济结构的基础地位并未动摇。处于自然经济结构中的乡民，面对“瓜分之祸，悬于眉睫，家乡故土，已属他人”的严峻形势下，长期的反洋教侵略的斗争与反帝斗争由此汇合成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总之，义和团运动所以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演变过程中的特定历史现象，既表现起落于“维新”与“革命”之间，也表现兴起和活动地域的特定社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