捻军（包括其前身捻党与后代）将士前仆后继，进行了近一个世纪的斗争，虽然避免不了最终失败的结局，但是仍有重要的意义。有的学者则认为，“捻军并未能对于近代中国社会起着积极作用”（注：傅衣凌：《明清时代阶级关系的新探索》，《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4期第73页。）。这种说法值得商榷。现就管见所及，试作简单的论述，敬请大家教正。 一 从19世纪初年起，捻党就开始从事活动。在此基础上，经过长期酝酿，1853年，轰轰烈烈的捻军起义爆发，1868年，这场巨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失败。随后，捻军余部与后代的斗争断断续续，直至1899年才告终结。在这样长的时间里，北方地区上百万的贫苦农民及其他劳苦群众，集结在捻军的五色旗帜下，拿起长矛、刀枪、齐头鐥，同清军和团练展开殊死搏斗，攻克了64个府、州、县城，占领过广大农村和许多集镇，将抗争力量扩展至安徽、河南、湖北、山东、江苏、陕西、山西、直隶（今河北）等8省。他们抛头颅，洒热血， 以英勇的姿态跃登历史舞台，演出了威武雄壮、可歌可泣的场面。 组成捻军主体的贫苦农民及其他劳苦群众，因为遭受国内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榨，极端困苦，所以对敌人怀有刻骨的仇恨，反抗斗争十分坚决。广大捻军将士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挫折失败，顽强坚持战斗。尤其是在斗争形势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他们依然“披霜踏雪”，“万苦不辞”（注：《赖文光自述》，《钦差大臣湖广总督李鸿章奏搜捕余匪并收抚李允等情形折》（同治七年正月初一日）附件，军机处录副奏折。），充分表现出奋不顾身的刚强斗志。 捻军正是以这种英勇不屈的精神，同清朝兵勇进行长期斗争。初期主要进行野战，打败过清朝许多地方军队。1857年后，以城市攻防战术与圩寨战术为主，兼用流动战术，在北舞渡、马埠、野猪冈、羊山集、关李家庄、杨柳集等战役中重创清军。1864年后，形成以马队为主的作战部队，进一步运用流动战术，发挥马队能在平原旷野纵横驰骋的特长，弥补武器装备低劣的短处，使新捻军（指捻军与太平军余部组成的部队）在战略被动中取得了战役作战上的主动地位。因此，他们于高楼寨之战中歼灭了僧格林沁部。僧军是当时清廷所依靠的主要军事支柱，它的败亡，表明清朝畿辅重地的所谓“长城”倒塌了，也标志着清王朝往昔的军队建制根本瓦解。他们还在以后的罗家集、十里坡、杨家河、六神港及其附近等战役中高奏凯歌，给湘军和淮军造成重大损失。李鸿章后来说过：“仰仗国威歼平巨寇，而良将猛士锋镝疾疫死亡已多。”（注：《直隶总督李鸿章奏片》（光绪十四年），《光绪朝朱批奏折》第 117辑第611页。）捻军“杀得妖兵望风逃”（注：李东山等：《捻军歌谣》第63页。），消灭了数以万计的敌人，使清朝的军事力量大为受损。 捻军在东临山东海滨、西至陕甘边境、北及黄河两岸、南达长江岸边的辽阔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到处惩办贪官污吏，打击土豪劣绅，截断清朝兵力和粮饷的往来要道，夺取地方当局的粮食和财物，拒绝清朝政府的赋税征收，冲击地主阶级的租课剥削，打乱封建统治秩序。这一切都“闹的清廷安不了天”（注：李东山等：《捻军歌谣》第Ⅴ页。），对封建统治势力是有力打击。所以，清朝政府面对战后群众困顿、人口锐减的残破局面，不得不采取措施，如在捻军活动过的地区豁免、减少或者缓征钱粮，分别赈济贫民以免流离失所，设置垦务机构，清查田亩，以广为招垦开荒，还推广永佃制，保障佃农权益，使租佃制度出现新的变化，等等，力求缓解阶级矛盾，维护统治秩序，恢复社会生产。 捻军的长期斗争，还消耗了清朝政府的大量物力财力。从咸丰元年二月至同治七年十一月即1851年3月至1868年12月， 清廷在镇压捻军中支付军需的银为10797.2万多两，钱为849.1万余贯，钞为700.9 万余两，耗费巨大（注：朱学勤等：《剿平捻匪方略》第320卷第42页。）。这使清朝政府的国库更形空虚，财政状况愈加恶化。 清朝政府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和经济上均遭猛烈冲击，因而其统治地位受到强烈震动。《涡阳县志》写道：清朝“倘非元老壮猷，士卒用命，其不为有明甲申之续者几希”（注：黄佩兰等：《涡阳县志》，《捻军》资料丛刊第2册第108页。）。就是说，如果没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流及其所部湘军与淮军为之卖力，清朝政府很难逃避像明朝政府被农民起义风暴所推翻的同样命运。垮台的厄运固然避免了，可是清朝政府不能不对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由于所倚“长城”的倒塌，清朝政府主要是靠湘军和淮军挽救危机，这样，湘军与淮军集团的势力急速增长。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湘军和淮军集团产生了，其势力在长江南北地区；在攻剿捻军的过程中，湘军和淮军集团发展了，其势力由南向北推移，扩至华北与西北地区。为了平定捻军，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相继担任主帅，湘军与淮军一起上阵，其将帅的权势更大了。例如鲍超、黄翼升、刘松山、郭松林、刘铭传、周盛波、周盛传等都成了手握重兵的提督、总兵等统军大员，刘秉璋、张树声、潘鼎新、刘铭传等均相继是威势显赫的总督、巡抚等地方大吏，其中曾国藩、李鸿章先后任直隶总督，左宗棠为军机大臣。这些将帅又由贵而富，把在镇压太平军与捻军过程中掠夺或受奖得来的财富，于乡间广置田产，或仗势霸占土地，成为官僚地主。如郭松林“出军中资获，置田宅值十余万金”（注：王闿运等：《湘潭县志》，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179页。），刘铭传、张树声、周盛波、唐殿魁等各有租稻2万石至5万石（注：郭汉鸣、洪瑞坚：《安徽省之土地分配与租佃制度》，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183页。），李鸿章兄弟尤其富有，仅在他们家乡合肥东乡一隅的田地就“占全乡三分之二，为数约在五十万亩以上”（注：郭汉鸣、洪瑞坚：《安徽省之土地分配与租佃制度》，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182页。），盘剥大批佃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