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秋瑾为晚清女界的先觉者。但这并非意味着其思想的自发与自足，恰恰相反，秋瑾的言行清晰地映现出时代思潮的演进脉络。由于秋瑾的敏感与激烈，使她能够得风气之先，成为最新学说的接受者，从而如同测试与显示晚清思想界风云变化的一座晴雨表。 追踪秋瑾女性独立意识的萌生，1902年前后北上京城实为一大契机。居湘时期的秋瑾，也会对丈夫王子芳及其家庭有所不满，但其婚姻理想，距旧式小说、戏曲中赞美的“才子佳人”型并不遥远。1897年，其妹秋珵出嫁，秋瑾赋词祝贺。这一阕《贺新郎》虽以“戏贺佩妹合卺”为题，似存游戏之义，而其中“蓝桥玉杵缘圆足，人争道郎才女貌，天生嘉淑”，却还是反映出秋瑾的真实心迹。才子佳人的结合，较之以金钱、权势联姻固然已胜一筹，然而，其仍然植根于男子中心的社会结构与思想体系，故于女性更强调的是美貌而非才学。在此阶段，秋瑾因闭锢于家庭，未能更多接触新风气，从其诗词所用语汇不脱旧范围可见一斑。因此，推至极致，其诗中流露的对建立赫赫战功的古代女将军的仰慕，以及“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注：《杞人忧》，《秋瑾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的自叹，也仅指示出秋瑾人生理想与现实处境的悬隔，选择的典范仍指向传统，而并非对争取男女平权的现代意识有所领悟。 旅京以后，秋瑾的思想风貌迅速改观。其时，北京尽管在清王朝的直接控制下，不及上海华洋杂处，对西方思潮采更开放的态势，但新学也已相当流行。秋瑾本以才学自负，又怀有高远的思想，一旦跻身新环境，读到各种新书新报，结识众多新学之士，自然如鱼得水，原先潜藏的能量勃然爆发，转化为趋新的巨大动力，在京师学界很快脱颖而出。 据徐珂《清稗类钞》记述：“光绪壬寅，秋瑾初至京师，寓南横街圆通观斜对一小宅，终日蛰居，非其所亲，见之辄敛避。”（注：《清稗类钞》文学类《秋瑾赋诗乞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年。）这种描述颇符合从小城镇家规严格的大家庭初入京师者的防范心理，此时的京城对于秋瑾还是一个满布危险的陌生环境。不过，秋瑾很快就从最初的拒斥转为兴奋地投入，而与吴芝瑛的交往，则是其破关而出的机缘。 吴芝瑛的丈夫廉泉与王子芳为同事，且秋瑾居京期间，曾借寓吴宅，秋住丞相胡同（又名绳匠胡同，南端接南横街），吴家北半截胡同，“相距咫尺”，故可以“无日不相见”（注：《致琴文信》（1903年5月5日）云：“瑾在京假寓绳匠胡同吴宅内，每月租金八两，”（《秋瑾史迹》，（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吴芝瑛《致徐自华书》，见王士伦《秋瑾出生年代》引录，《历史研究》，1979年12期。）。由于吴芝瑛的关系，秋瑾得以结交众多新派人物，并获读各种新书刊。此中，与1902年刚刚恢复的京师大学堂的联系尤其值得注意。 当年，被任命为总教习的吴汝纶访日，得知东京大学教授服部宇之吉将携夫人到北京，出任京师大学堂外籍教习，特介绍其侄女吴芝瑛与服部夫人繁子相识。秋瑾亦得以与服部繁子交往，并常至其家中交谈（注：见服部繁子《回忆秋瑾女士》，日文原刊《东西交涉》季刊3号，1982年9月；高岩译、金中校的中译文收入郭延礼编《秋瑾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秋还曾应繁子之请，写出《日本服部夫人属作日本海军凯歌》一篇长诗。她当时有意留学，正热心学习日语与英语。其日文教师中也包括1904年2月来京师大学堂任教的铃木信太郎，秋瑾集中有《日本铃木文学士宝刀歌》（注：中村忠行：《秋瑾杂俎》，《秋瑾研究资料》；又，铃木任职时间依据《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1917年）中《职教员名单》所著录。）一首，即为其人而作。而江绍铨（亢虎）也与铃木同时受聘为京师大学堂东文教习，秋瑾亦与之往还（注：秋瑾《致秋誉章书》其一（约1905年4月）言及：“江亢虎处无非使其指点而已，吹嘘恐不能，但彼能为力之处必尽力，因彼为维新中人，朋友中待人甚好也。”（《秋瑾集》）此为秋瑾1905年春归国省亲初抵上海所写，证明她与仍在京师大学堂任教的江绍铨早有交谊。）。此外，其时在京师大学堂任编书局总纂的李希圣、仕学馆学生欧阳弁元（旭德），也同秋熟识（注：⑦陶在东《秋瑾遗闻》记：“时方议废科举、兴学堂，新政具举，议论甚盛，湘人户部郎中李希圣，以著《光绪会稽录》著名者也；刘少少，主帝国日报社论，女士尝从之游，多所论列，是为由文学入政事之始。”（《大风》15期，1938年7月）欧阳弁元与秋瑾的关系见服部繁子《回忆秋瑾女士》。但该文记欧阳弁元的身份为“大学堂副教授”，不确，欧阳实为仕学馆学生，1903年《京师大学堂师范、仕学两馆学生上管学大臣请代奏拒俄书》中，署名者即有“仕学生”欧阳弁元（《大公报》，1903年5月7日）。）。 京师大学堂虽为清廷所办的最高学府，却毕竟是戊戌新政的产物，以取法西方大学教育为主导倾向。加之，“清季戊戌政变、庚子拳变，虽皆以失败而告终，然在青壮年学生知识分子中，则自由、民主、革命及向往西方文化的思想正在萌发”，京师大学堂也不例外。1902年入学的师范馆学生王道元曾回忆当时学堂情形：“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及《新民丛报》，几乎人手一编，成为普通的读物。”（注：王道元：《早期的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史料》第4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因而，秋瑾也有机会在友人家中读到梁启超的著作，并将阅读感想兴奋地写信告诉其妹：
